我姓牛，也姓秦.docVIP

我姓牛，也姓秦 　　牛根生生于1958年，现任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从事乳业27年； 　　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经营哲学。 　　2004年底，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老牛专项基金”，成为“中国捐股第一人”、“全球华人捐股第一人”。 　　 　　我为什么叫牛根生 　　 　　好多人对我名字好奇：姓“牛”不说，还叫“牛根生”，难道天生就是一个做牛奶的？“姓与业的巧合，是本名就是牛根生还是做了与牛有关的事业而改名的呢？” 　　我来到世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变迁。 　　1958年，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父亲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父亲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元。 　　买我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从此，我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牛根生”这个名字是养父取的。由于养父养母自家未生孩子，期望通过抱养来栽根立后，所以给我取名“根生”。 　　 　　非常特殊的家庭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阴差阳错，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警长；养母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在旧社会里就飞机上飞上飞下。这样两个特殊的人，处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官太太的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一部分直接送人，一部分作了寄存，东寄存一点，西寄存一点。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养母领着我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人家不仅不认，还把我们母子俩轰了出去。 　　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并被责令扫马路。母亲病重，扫不了马路，就由我替她扫。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怕同学们看见后取笑，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替母亲扫大街。 　　即便这样，同学们还是知道了。我的噩梦随之来临。母亲挨批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搀扶着，接受一阵又一阵唾骂……到了班里，不管男生女生，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打我，有时甚至一群人围上来轮番打我，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蹲在墙角，抱紧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多年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还手呢？”我告诉他：不还手挨的打会少得多，一旦还手就可能没完没了地挨打！ 　　我也不能总挨打呀。自己斗不过，就得想办法团结和发动别人。母亲给我一毛钱、两毛钱，我都和大家一起花，结果，大家都听我的话，时间长了，我让干啥就干啥，我让打谁就打谁。于是，我一步步成了“孩子王”，从此远近闻名。如果问我“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理念起自什么时候，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我14岁的时候，养母去世了；不满20岁，养父也离开了我。 　　养父死后，子承父业，我“顶班”进了养牛场。养父前前后后养牛、送奶38年，我到今年也与牛整整打了28年交道，父子两代人合起来，做“牛的事业”已有66年。 　　日月翻转，物去人非，抚今追昔，涕泪横生。唯养母嘱咐我的两句话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另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我是怎样找到生身父母的 　　 　　小时候，四方邻居人多嘴杂，不少人说我是“抱养的”。养父母为了消除我的疑虑，专门找来证人，说我不是抱养的。 　　究竟是不是抱养的，我实际上一直没去深究。我对抱养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没生没养，都待你这么好，那应该比生的养的还要亲。 　　养母去世后，说“抱养”这种话的人就更多了。后来，养父续弦；不久，又得了重病。这时候，托克托县生父母那边，二哥捎话，要我相认。三叔（养父的弟弟）看我可怜，希望我有个好的归宿，也向我道出实情――于是，“抱养问题”第一次得到了确证。但我想，养父还活着，我又不太听话，此时若与生身父母相认，会让养父误解、伤心。所以，就没认。 　　养父去世后，生父母那边又来人，要相认。我这时又犯起了另一个嘀咕：生父母那边两哥两姐都成家了，而我还没成家呢，每月只挣个二三十元，还得养活继母，入不敷出，如果这时候相认，到底是想让人家给我娶媳妇呢，还是想让人家给我帮事业呢？所以，又没认。 　　1986年，我在原企业当了车间主任，雇了一帮临时工在公司院里搞循环水。中午在职工食堂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听两个人相互攀谈： 　　“你是哪儿的？” 　　“托县的。” 　　“托县啥地方的？” 　　“什拉毫的……”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动，因为三叔跟我说过，我的生父母就是“什拉毫村的”。 　　于是，我就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姓秦的人家。工头见我问得仔细，便说“这事问拐子，他刚从什拉毫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