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反邪教工作的一点哲学思考.docVIP

基于反邪教工作的一点哲学探索 近年来，邪教在我省的泛滥令人触目惊心，各市域均发现其活动轨迹，且派别林立，多达30余种，为正教（这里指宗教，下同）所“不及”。以榆林为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主要正教，在当地的信徒人数和影响力，远远不及邪教。而影响所及，恶性事件接连发生，甚至危及一些人的生命，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如一些邪教在乡村设立组织、任命骨干，有目的地吸纳中共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向基层政权渗透。在邪教活动突出的地方， 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事先都得经过邪教头目的同意。 反观邪教作为一种常见社会现象，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性质政权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各有不同的“邪教”观。邪教概念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就中国而言，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不同，邪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及其发展阶段，其性质、社会功能、作用有别。但是，从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看，从思想、行为上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和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等方面看，中国历史上的邪教特别是近代史上的邪教和现代邪教仍有许多相似、相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邪教，实际上是历史邪教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正教与邪教是一对矛盾（关于宗教与邪教区别，之前诸公多有卓见，这里不再赘述）。作为一种世界观，正教与邪教都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信仰，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它以人类心理的深层需要为指归，以超自然现象为表达依托，所以，正教与邪教有着必然的联系；从矛盾的另一个属性出发，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转化。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以正御邪，以正化邪的目的？结合实际，笔者认为，以文化引领宗教工作的思路不失为一支助转的催化剂。 宗教事务本是社会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由于宗教自身的敏感性、复杂性和神秘性加上地方对宗教工作重视不够，还没有纳入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因此各级各相关部门对宗教工作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现象非常突出。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宗教工作“四句话”方针，反映了我们党对宗教问题、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我们党在复杂敏感的意识形态理论上的清醒和成熟；更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的指南。其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 “四句话”的核心，也是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目的。这就启迪着我们宗教工作管理部门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在引导上做文章。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大潮之中，包容着宗教文化的建设。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2011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从“要善于正面引导宗教”、“正确看待宗教文化”和“鼓励宗教界重视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对宗教文化工作做出了方向性定位。2012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则明确提出一手抓管理，一手抓引导的方略。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宗教的表述只有短短62个字，但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再到“文化繁荣”，已经充分表明，宗教参与中国社会建设的维度在逐渐扩展。可以说，以上这些信息，为我们从正面引导宗教工作，明确了政策上的定位，肯定了工作中的地位。 榆林地处陕甘宁蒙晋五省接壤地带，是全国唯一地接两个自治区（北接内蒙古自治区、西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级市。历史上这里就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的一块“绳结区域”，受民族心理、行为习惯影响，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多元的宗教文化。从原始宗教——萨满教、土生土长的道教，到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还有遍布市域的民间信仰文化。依托这些厚重的人文历史和现实传承，积极开展宗教文化建设，逐步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引领宗教工作的整体方向，把宗教事务纳入正常的社会事务来管理，使宗教界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和开展宗教活动，淡化本身的神秘性，强化宗教文化的普遍性，推动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提高宗教界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在思想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等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惟一的终极信仰、满足所有人的信仰需要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正教利于政治的世俗功用，抵制邪教的渗透和泛滥；利用宗教的文化内涵，提升民众的思想品味；利用宗教崇和向善的理念，引导不同层次的信众开展各种类型的慈善活动，特别是转移邪教信徒的视线；利用宗教的教育功能，挽救绝大多数受蒙蔽者，使他们认清邪教、脱离邪教，正常地进行宗教活动，最终祛除邪教滋生的土壤，从源头上遏制邪教，使其丧失存身之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行为活动，也能挖掘、整理一大批宗教领域文化资源，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我市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为西部文化大市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榆林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陈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