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竞争.docVIP

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竞争 ?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电信业全面、实质性的价格竞争终于在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这两家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发生了。全国许多地方的消费者们都兴奋地议论着今天谁又出台了什么低资费政策，明天又谈论着谁又推出了优惠卡；两家公司相互指责、抱怨，甚至有的地区公司对簿公堂——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上演了一出电信业的“豪门恩怨”。 　　两家公司一些员工之间曾经是同学、同事，都相互熟识，但是在两家公司的竞争上却经常是“刺刀见红”。在2002年年初，中国联通推出CDMA前后，两家的矛盾冲突达到了高潮。其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让人一头雾水。由于两家公司都属于我的报道范围，两家公司都有我许多很好的朋友，因此两家的争斗也经常让我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也许抛开这些恩怨来看两家的竞争，我们才能得到一些真知。 　　记得中国联通总裁王建宙曾经对我说，一位专家曾经对他指出，一个新兴公司在进入市场向传统的独家垄断企业发起挑战的时候，初期肯定是新兴公司发起价格战，而一旦新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25%，原来的垄断企业就会主动发起反价格战。他说，这一观点在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竞争关系中验证了。 　　我想，这种价格竞争首先是市场竞争的必然。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竞争手段，价格的竞争都是最有效的，价格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最大，对于还不是十分富裕的中国百姓而言尤其如此。家电、汽车等等消费品市场的竞争都证明了这点。如果没有两家的竞争，我国的移动通信不可能在短时间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如果两家真搞了“双寡头垄断”，那么消费者也得不到更大的实惠，我国的第三张、第四张移动牌照也许早就发放了。 　　虽然在1994年成立中国联通时，大家对中国联通和当时政企合一的中国电信之间展开竞争有着极大的期望，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当时的中国联通太弱小，与中国电信的竞争只是小打小闹。而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电信竞争的力量：双方都在加强对新技术的开发、增加新业务、改善原有的服务、努力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加投资；消费者也得到了数量、品种更多、质量更好、水平更高、更便捷和价格更合理的服务。两者的竞争在总体上的积极的、对中国电信业改革是极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有效同时也是有序的竞争，如此无序竞争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人员无一不表示都希望竞争的有序性。但无序毕竟发生了，为什么呢？我想，除了在《从双寡头垄断到双寡头竞争》一文中所分析的四大原因——利润动机、心理动机、政策因素和体制因素之外，导致这样结果的另一个“软”原因是我们对电信竞争太陌生、太不熟悉，无论是在竞争手段、政府监管、法律法规等方面都表现出对竞争认识的稚嫩性——毕竟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是我国电信业竞争的第一块真正的“试金石”，我们都在竞争中不断学习竞争。 　　而且不仅是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之间，我国几大电信运营公司在竞争之间也都存在着不同问题，发生了许多恶性事件。2000年8月2日15时到8月3日18时的近27个小时内，兰州市电信局和甘肃移动兰州分公司由于发生纠纷，导致双方之间互联互通突然中断，兰州26万部手机从开始显示错码到后来无法拨打市话…… 　　在各种矛盾中，如何加强政府监管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国政府部门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价格战的监管，应该是在1999年就开始了，在1999年11月，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就专门就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打价格战之事召开过电视电话会议，强令要求停止价格战。但是，在两家的价格战中，许多的事例都证明政府的监管往往只是一阵风，吹过之后该降价还降价，该打仗还打仗。这说明，政府的监管政策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监管力度不到位的问题。 　　另外，目前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在电信业的政府管制方面都没有成熟的理论。理论上的空白使决策上多的是随意性、少的是科学性。也正因为如此，2001年，信息产业部组织翻译了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让·泰勒尔合著的《电信竞争》，信息产业部对此书的重视程度很高，吴基传部长做序，张春江副部长亲自出席此书的首发式，他在讲话中突出的就是要鼓励理论界加强对电信的研究，为经济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我想，要使类似的电信价格竞争既有效也有利，需要电信监管的完善，需要制定政策的完善，需要投融资体制的完善，需要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完善，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电信竞争。 　　矫枉必过正，当从垄断终于走到竞争时，我们必须承认，对电信竞争我们还是一个学生。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以及其它几个运营商之间这种竞争是我国电信业必须付出的学费。 　　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手机资费标准政府定价不容变 　　1999年11月24日，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在北京电信电视电话会议室召开全国电信资费检查和规范移动电话市场电视电话会，会议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价格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