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的异化研究.pdf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的异化 林维+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以下简称“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重 要组成内容，也是对死刑的负面作用进行适当修正的主要措施。但在实践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具体的适用却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设置目的，异化为一种死 刑扩张的借口，并使得死刑裁量的不平衡更为突出。限于案例面的狭窄以及 众所周知的死刑判决全面搜集的困难，目前很难对死缓的适用作一个全面的 实证分析，因此如下分析不得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作为一种粗浅的探 讨，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 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 二年执行。但是目前死缓适用的情形极其混乱，欠缺裁量上的平衡。这种不平 衡表现在：一方面，死缓标准的掌握在各个时期之间并不一致，从而使得死缓 适用在历史上就具有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由于对死缓标准的认识和理解不同， 导致在不同层级、地区的法院之间，死缓适用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①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例如，宋有福、许朝相故意杀人案中，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行为情节严重， 应依法严惩，判处两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是并未说明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的理 由。而阜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为泄私愤报复他人并持剑将人刺死，后果严重，原判量刑畸轻而 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定被告人行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严 惩，而改判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但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被告人作案手段并非残忍，主观上对危害 结果持放任态度，不是预谋杀人，可不立即执行，而改判被告人死缓。见“宋有福、许朝相故意杀人 案”，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第5辑，第23～28页。但是作案手段并非残忍(例如，采用投毒致死的 故意杀人)以及间接故意可以成为死缓的适用依据，并未得到一般性的认同，也更未成为法院的适用标 准。在王征宇故意杀人案中。法院同样认定被告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放任态度，因而构成故意杀人 罪，但是仍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见“王征宇故意杀人案”，《刑事审判参考》1999年第2辑，第10～ 13页。其中当然会有另外因素的差异，但是如何估价所有有关因素在决定是否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的意 义及其分量，在现有的审判过程中表现得极为自由随意，充满不平衡性。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 及人民法院之间对于有关情节认定和理解上存在重大差异，导致对是否适用死缓存在分歧，因而发生抗 诉并屡经改判的相似案件。见“张杰故意杀人案”，《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1辑；“刘加奎故意杀人 案”，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l辑；“金义祥抢劫案”，《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8辑；“计永欣故 意杀人案”，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l辑。 728 l 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的异化 无论是纵向的不平衡还是横向的不平衡，其原因不外乎两种：首先，死 缓既然作为死刑制度的内容，其前提是应当判处死刑，因而混乱的根本首先 在于死刑标准的不明确。《刑法》第48条简略地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 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招致同原有规定“罪大恶极”之间的区分分歧①，同时 又因为每一法官在具体案情的把握上，认定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时各有主 张，并没有一个具有操作性的、非常清楚的基准和判断依据，对于每一犯罪 构成要件而言，除个别条文中的绝对死刑规定以外，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明确 的用于死刑判处的具体情节事实。表现在死刑的规定上，除个别的结果加重 犯以外，通常仅笼统规定为单纯的情节犯或者数额犯，但是实践中何谓“情 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等，又不存在十分明 确具体的标准，而在跨越某一数额标准之后，是否要原则性地考虑判处死刑 等，也存在着疑虑，在数额设定已经比较低的情况下，如贪污罪、受贿罪中， 尤其如此。其次，由于某一地区影响死刑判决作出的非司法因素极其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