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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 回家与启蒙 2005-10-27 10:30:11 《时尚家居》杂志10月19日召开一个论坛上的发言 　　朱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不断地在引进现代化，在我看来，是不断地引进各种各样的概念，刚开始的时候，是科学、民主、理性；然后，我们又引进革命，又引进理想，引进工农等等；八十年代，我们又重新开始思想启蒙，把西方的哲学著作全部引起来。 　　我经常说这个话题——八十年代时候，我们中国人曾经非常引以为自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非常专业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可以卖到8万册，在德国，可能卖8000册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是各种各样生活概念的启蒙，比如说大家都时髦于各种各样的名牌。我觉得整个二十个世纪，都是不断地在现代化的概念启蒙中间，我们就在西方各种各样的观念中间不断地迷失自己。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一谈就是文化，一谈就是思想，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文化来概括。但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都是概念。 　　由此我觉得应该回归，从概念回归，回归根本的东西。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有许多实在的东西，比如家居，你根本的东西是过日子，不是文化、哲学、思想。品质是什么东西？我曾经跟王朔聊过，比如吃饭，王朔说钱多就是吃饭的时间长一点，钱少就是吃饭的时间短一点。一万块钱的饭也就是要吃两三个小时，而10块钱的饭可能10分钟就完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品质的概念，我说品质就是在我父亲的时候，吃一个螃蟹，可能用两小时。到我这一代，可能只要半个小时，我还算比较精细的。到我儿子的时候，可能吃一个螃蟹就只需10分钟了。我说的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我自己的家庭，祖父的父亲是上海商会的董事，有很多家业，到我祖父这一辈，他好吃，于是一生把家业全部全部吃光，吃到最后，到了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三年灾害，即使有钱也没有东西吃，都要凭票，没东西吃，到最后他就自杀了。 　　殷智贤：是真的吗？确实是因为这个理由？ 　　朱伟：是真的，吃是他的全部乐趣，他没有乐趣了，就选择了死。 　　殷智贤：仅仅是因为没有乐趣，不是因为饥饿？ 　　朱伟：不存在饥饿，城市里不存在饥饿的问题，只是没有好吃的东西，三年灾害的时候，买糖都要凭票，还只能买普通的糖，没有乐趣，他就自杀了。到我父亲这一辈，我父亲和我伯伯他们，解放后是市民阶层，但对吃的津津乐道还是遗留在骨子里的。我记忆中深刻的是两人相聚，一人一只大闸蟹，就着廉价的酒，就可以兴致勃勃地吃两小时。我觉得品质生活的概念，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启蒙——不再是西方概念，而是大家真的回到生活的本身。 　　我觉得长期以来，中国人是意识形态化惯了，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会，我们习惯于用一套时髦的理论来谈所有的事情，结果把事情越谈越简单，越谈越无趣。那么怎么叫做回归、回家？我记得在八十年代，那时候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故事中心是，有了钱以后，他要什么？小说采取排除法，排除了各种需求后，他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东西是一张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活着，利用床的时间是最长的，其他的使用价值，都不如一张床，所以一定要买一张好床。 　　我觉得这个小说写得很有意思，它说明了什么东西是最根本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革命过，改革开放以后也一腔热血，然后被各种各样的西方时髦理论牵着走。原来北大有一个著名教授黄子平，他说我们整个八十年代是被创新的狗追着跑，跑得提不起裤子。现在思想可能不时髦了，我们又被各种时尚追着，本质上没有差别。 　　因为大家都被概念诱惑着，所以我觉得中国最缺少的东西就是细节。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建筑复制过来，意大利有特别漂亮的水龙头，我也可以复制，但是复制过来的是一个依样画葫芦的形状，里面精致的流程，也就是细节都丢却了。比如说到家居生活，我们现在回家，马上也面临一连串的细节缺失。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个性喜好装修了，有了钱，可以请好的装修队，他给你说得天花乱坠，他可以有很好的设计，他也可以用很好的材料，但是最后做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是漏洞。里面还是只有概念，只有一个大概的形态，能不能在细节方面精致化？就是精细，精致，大家都做不到。我觉得这是生活品质的一个基础，没有精致化的话，谈什么品质？精致是什么？精致就是一个哪怕最简单的东西，你能不能把它的纹理说清楚？ 　　我在八十年代跑到美国去，在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看中文图书。发觉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实有很多精致，也特别有意思。我们随便一样东西，比如油盐酱醋，你能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吗？它是怎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怎么变化的？因为这种兴趣，就开始做考吃这个事。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从做细节开始，而不是说从概念开始，中国文化就有希望了。因为概念太容易被复制，被模仿了，但是细节就不太容易。 　　回过头说，整个一百多年，我们实际是在不断引进西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