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中的分化：当代中国中产阶级 - 社会学视野.docVIP

“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李路路 日本神户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李升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为背景来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作者根据“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按照“社会结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阶级性格特征”的逻辑，对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做出“内源－外生”的类型化区分，并基于2003年CGSS调查数据，从“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讨论了两类中产阶级不同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从而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分化的类型学模式。 ?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众所周知，中产阶级最早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产物。而后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很多后发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中国社会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革和现代化高潮，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或者说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间等级、新中间层等）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未来发展。 本文希望通过一种“镜像”式研究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及其引发的社会功能作一个探讨。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流的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到达一定规模时，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便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简而言之，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 早在西方工业化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不同取向的研究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例如，马克思，莱德勒（参见李强，2004：284-286），伯恩斯坦（1981）。 以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20世纪中期所发生的重大转型为基础，米尔斯在对美国中产阶级进行“旧-新”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的性格特征及在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所谓 “政治后卫”与 “消费前卫”的概念（米尔斯，1987：6）。其它许多西方学者如约翰·戈德索普、L·科里以及大卫·洛克伍德、丹尼尔·贝尔等也都是以西方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所发生的经济和技术变革为背景，虽然在具体的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支持中产阶级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周晓虹，2005）。 上述关于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论述，此后支配着众多关于中产阶级理论的讨论。 然而，随着后发－外源式现代化国家的兴起，其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明显不同于早发－内源型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其社会功能的讨论，很多学者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关于中产阶级理论的争论。 典型的便是对韩国的研究。韩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其中产阶级是在急剧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突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很大差别，尤其在80年代之后，韩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成为“一种新的民主力量”，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的性格特征，成为领衔政治民主的前卫，在生活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传统文化延承的特征，（莱特，1998；萧新煌，1993；王建平，2004；周晓虹，2005）。类似的特征也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中产阶级身上。 其实，当米尔斯在论及中产阶级关于政治层面的性格特征的时候，提出的中产阶级政治方向的四种可能性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李友梅在对上海的中产阶级进行分析后，提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受着很多因素的制约，不仅与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有关，还与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有关（李友梅，2005）。 以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中产阶级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中产阶级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的差异性，预示了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特性和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过程性、路径依赖性以及时空性的特点。 由此可以看到，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们或面对的是“革命”前的纷乱，或是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繁荣以及资本主义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或是面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结构转型期。因此，研究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就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关注中产阶级的形成路径，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中产阶级的不同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因此，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下中产阶级形成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