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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日本图谋窃取钓鱼岛始末 就钓鱼岛问题，日本官方坚持所谓的“先占论”，声称“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但日本明治时期的公文档案无情地证实，此说纯属编造。 冲绳县令被密令勘岛 1868年，日本开始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当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宸翰》（御笔信）中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从1872年开始，日本先后将侵略矛头对准中国的属国琉球、中国台湾和朝鲜，并于1879年吞并琉球设冲绳县。1884年，日本策划朝鲜“甲申政变”，但被袁世凯率军平定。随后，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又图谋染指琉球与台湾之间的钓鱼岛。 1885年8月1日，日本内务省密令第四任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勘查冲绳以东的大东群岛。8月29日及31日，石泽兵吾等5名冲绳官员登上南大东岛及北大东岛，并设立标识。日本秘密勘查大东群岛的举动，引起中国警觉。9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一条题为“台岛警信”的新闻称，“《文汇报》登有高丽传来信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踞之势，未悉是何意见，姑录之，以俟后闻。” 同年8月，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向在东京出差的冲绳县大书记官森长义下达密令，要求西村对“久米赤岛、外二岛(久场岛、鱼钓岛)进行秘密勘查”。但西村敏锐地意识到这几个岛屿与大东群岛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命令石泽兵吾向经常来往于琉球与福建之间的人士询问调查。 9月21日，石泽向西村提交一份报告，证实久米赤岛、久场岛、鱼钓岛三岛即为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中所记述的赤尾屿、黄尾屿和钓鱼岛。次日，西村向山县有朋提交呈文，称对这三岛“若效仿此前大东岛处理，勘查之后即标识，恐有不妥，实感担忧。” 实地勘查仅一岛、一次、6小时 山县收到呈文后，于10月9日向外务卿井上馨发出照会，强辩道：“虽然与《中山传信录》所记载岛屿相同，但只是航标而已，丝毫找不到属于清国的证迹。因此只要冲绳县加以实地勘查，建立标识之事，当可无碍。”但井上釆纳外务官员“为区区一无人小岛，刺激清国，制造出不必要的纠纷，决非上策”的进言，于10月21日发出《亲展第38号》复函表示，“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的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频促清国政府注意。此时若公然建立标识，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可暂使其实地勘查，细报港湾之形状及有无开发土地，物产之望。而建立标识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 函中并告诫道，“前次勘查大东岛之事及此次勘查之事, 皆不宜见诸官报及报端，万望以之为念”。 10月22日，西村在久等不见东京回复的情况下，向石泽兵吾等人下达勘查钓鱼岛的命令，但未提设标识之事。据石泽于11月４日提交的《关于鱼钓岛外二岛勘查概要之报告》，石泽等人于10月30日上午8时登上钓鱼岛，下午2时离岛。黄尾屿岛，因遇强风而作罢；赤尾屿岛，因在夜间找不到位置也作罢。在勘查钓鱼岛时，石泽等人参照的是最早对钓鱼群岛作科学调查报告的《沙马朗号航海记》。1845年，英国军舰“沙马朗”号对钓鱼岛海域进行考察，该舰舰长曾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和琉球国中山王驻福州琉球馆向福建布政司提交申请，获允准后才前往。 石泽兵吾等人出航后，西村即赶赴东京，亲自向山县有朋反映自己的担忧。西村赴京期间的11月5日，森长义以西村的名义起草《第384号关于鱼钓岛外二岛实地勘查情况之呈文》，提议建立标识。11月24日之前，在京的西村收到呈文后，深感事态严重，随即将其销毁。11月24日，西村发出呈文，称“建立标识之事，如前所奏，事关清国，万一有不测，该如何处理”。11月30日，山县有朋在给井上馨的《秘第218之2》照会中称，“关于建立标识之件，感悟目前没有此必要”。12月4日，井上在《亲展第42号》复函中表示，“对此无异议”。12月5日，两人就搁置建立标识下达指令。 三度搁置登岛设标识建议 至此，日本政府搁置了在钓鱼岛建立标识的图谋，冲绳县此后也再未对钓鱼岛作任何调查。1890年2月7日及1894年4月14日，日本政府两次以“建立标识之事，事关与清国的交渉。1885年与外务省协商后，认为目前建立标识无此必要，并已下达指令”为由，驳回冲绳县知事（1886年7月县令改称知事）丸冈莞尔及奈良原繁要求建立标识的呈文。在驳回呈文的同时，日本政府指示奈良从“旧记书类、口碑传说中找到关于鱼钓岛属于日本之佐证”。1894年5月12日，奈良在复函中坦承，找不到此类证据。 促使日本不敢贸然对钓鱼岛下手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羽翼未丰。1885年10月，在中法战争获胜后，清朝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