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研究.docxVIP

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研究陈春霞刘晓东北方文物杂志社黑龙江省博物馆ResearchingontheofficialsealsofKinDynastyhasalwaysbeenanimportanttopicina2cademicfield1OnthebasisofstudyingthesealsinscribedwiththeHeavenlyStemsandEarthlyBranches,theauthorcomestothefollowingconclusions:11MostofthesealsinscribedwiththeHeavenlyStemsandEarthlyBranchesaremilitaryseals121AllthesealsinscribedwiththeHeavenlystemsandEarthlyBranchesweremadeinthelateKinDynasty,fromXuanzongmov2ingtosouthtotheendoftheKinDynasty131NoneofthesealsinscribedwiththeHeavenlyStemsandEarthlyBrancheswasmadebytheBoardofRites,theCentralGoverment,butthelocalgovermentorthetemporaryorganizationsentbytheCentralGoverment1金代官印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重点课题。就目前学术界对金代官印的了解而言,规范的金代官印背面是要凿刻年款的,即表明此印的制作年代。因金代建国后,一如中原王朝惯例,是使用帝王年号纪年的,如正隆某年、大定某年等等。本文所说的干支纪年官印,恰恰是不用帝王年号纪年,而只用干支纪年的官印。县印”(图二:1)、“万户之印”(图二:2)、“提控之印”(图二:3)、“都提控所之印”(图二:4)、“都提控所之印”(图二:5)、“都提控所之印”(图二:6);吉林博物馆收藏2方,一方为1951年征集于北京,印文为“都纲司印”(图三:1),另一方为1957年出土于吉林省汪清县,印文为“征行都统之印”(图三:2);上海市博物馆收藏1方,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印文为“征行副提控印”(图三:3);辽宁省博物馆收藏1方,1968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出土地点不详,印文为“兵马都提控印”(图三:4);河南省濮阳市博物馆收藏1方,1987年出土于河南濮阳,印文为“行元帅府经历司印”(图三:5);山东省苍山县文化部门收藏1方,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苍山县,印文为“虎威副都尉印”(图三:6);江苏省淮阴市博物馆收藏1方,1978年冬出土于江苏省一、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的发现与著录目前所知的金代干支纪年官印共计18方。其中,河北省博物馆收藏4方,均为1954年征集于河北省保定地区,印文分别为“涿州节度使印”(图一:1)、“合札左监军印”(图一:2)、“都元帅府之印”(图一:3)、“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图一:4);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收藏6方,均为1974年出土于安徽省凤台县,印文分别为“汝阴·30·二、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的年代从干支纪年看,这些官印的年款中除一方不清外,分别有己卯、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丁亥、壬辰、癸巳9个干支年款。这9个干支年款在金代均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海陵正隆至世宗大定时期,一次是在宣宗兴定直到整个哀宗时期。据景爱先生研究,“海陵、世宗时代的官印,铸造比较精致讲究,是金代官印中质量最好的作品。印的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印文篆写干净利落,印文的布局也比较规矩整齐。在印的背面,一般都凿刻有年款和造印机构的名称。在印的侧面,多刻有楷书的印文。在纽端刻有指示倒正的‘上’字。印面的尺寸与其品阶相一致,合于职官制度的标准。正隆、大定年款的官印,是金代最有代表性的官印。”①景爱先生的这些观点,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而这18方官印,无论从印文的书写、刻款的配置,还是从官印本身的铸造,都与正隆、大定时期的官印明显有别,而与金代晚期官印完全相同②。因此,景爱先生在判断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涿州节度使印”、“合札左监军印”、“都元帅府之印”、“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4方干支纪年官印的年代时,已明确指出,这4方干支纪年的官印,“比较粗糙,应是金代后期的官印”③。而张英先生在研究吉林省出土的金代官印时,也把2方干支纪年官印的铸造年代定为金代晚期,即把刻有壬午年款的“征行都统之印”定为宣宗兴定六年(1222年)、把刻有癸巳年款的“都纲司印”定为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④。林秀贞先生1996年著文,亦把自己文中提到的5方干支纪年官印的年代定为金代晚期⑤。当然也有人把个别干支纪年官印定在金代中期,但未能举出证据。我们认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