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艺术与中华文明之起源.DOC

玉器艺术与中华文明之起源 江伊莉 前言 新近出土的玉器聚落遗址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了解。在中国，玉器精英文化的发掘和记载纵贯其南北，而且大多沿其东部海岸线。由此显见的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主要特点早在帝王朝代发端之前就已形成。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玉器就已作为文化成就和权力的主要物质象征而出现，因而成为其后夏、商、周各朝代使用青铜器的范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尤其是被称为红山、良渚和龙山的三个利用玉料（其中龙山玉器以山东海岱玉器、陕西西北的龙山玉器和山西龙山玉器、湖北石家河龙山玉器以及早期二里头系列时期的玉器文化为代表），涵盖了目前考古发掘所展现的推动中国早期社会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一系列因素。 自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再次发现红山与良渚文化以来，有关对这些考古发掘的历史价值，及其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比较，学界的讨论、辩论，分析与再分析可谓是汗牛充栋。 “玉器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袁康写于公元前52年的经典名篇《越绝书》。在《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中，一位名为风胡子的战略家描述了这么一个时代。在该时代中，相对于其他材料，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主要用玉器来制造武器及工具。 在此章节中，风胡子指出，在轩辕、神农和赫胥皇帝（新石器时期）统治的时代，武器和工具均由石头制成。而在黄帝统治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武器和工具则由玉石制成。在禹与穴时代（夏朝），武器和工具由青铜器制造，而在风胡子所处的汉代则由铁器制造。 1992年，严文明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章，提出有关新石器时代新的术语用法和历史划分。他认为，新石器时代跨越四个史前时期，其中最后一个时期为铜石并用时代，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西方，铜石并用时代一般被定义为在青铜（铜、锡、铅）这一更加高效的合金问世之前，铜器被用于工具和武器制造，并由此产生了青铜时代。 严文明认为，在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包括两个史前时期，即早期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600年）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他在文章探讨了为何公元前3500年是铜石并用时代发端的转折点。早期铜石并用时代包括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晚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訾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和早期良渚文化。晚期铜石并用时代包括（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严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实用的观点看待这两个史前时期，并提出以下观点：铜石并用时代见证了两个史前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初始文明（“incipient civilization”）时期；第二个阶段在考古学界常被称为酋邦时代和城邦的始源。 某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澄清。混淆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用“铜石并用”来定义这一时代；更主要的是，目前还缺乏记载使用铜器的考古资料。正如严文明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在这一关键的史前时点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诸如社会分层（包括奴隶制的形成），财富差异的显现，武器和防御墙的出现，写作的出现，先进工艺技术（丝绸、漆器、玉器、象牙、陶器、建筑）开始使用，有组织的社交仪式开始出现，以及农耕技术的面世。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尽管有零星证据表明铜器（红铜）以双殼和类似箭头的工具形式存在，但这些人工制品却极为少见，而且只在龙山时期（晚期铜石并用时代）偶有出现。 根据严文明的划分，在早期或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中，铜器并没有真正得到使用，因而不能认定为与石器共同使用的物质材料。正如李水城（2005）所分析的，锻造和合金技术一直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龙山时期才传入中原。 青铜的使用则出现在中国西北部，主要是在甘肃或更为西北的地区，远离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这些工具的使用可以认为是推动中原地区发展青铜锻造和合金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所发现的位于中原地区的晚期龙山文化中，出土的铜器只有200多件；相比之下，出土的齐家文化和西北部文化的铜器却多达1000件。这一事实有力证明了铜器在青铜出现以前就在中国得以使用的观点是缺乏证据的（李水城，2005）。由于没有多少考古证据能证明中国在这一时期或在晚些时候真正大规模试验或使用铜器，我们不应该再以“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术语来描述晚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相对缺乏使用铜器的证据证实了风胡子的论断，即：从大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石器之后青铜之前，玉器是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物质材料。虽然许多用玉器制造的人工制品仅仅是一种象征形式，而不是以真正的工具和武器形式存在，目前已经出土的大量精致玉器制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钺（宽型斧）和类似箭头的玉器工具，以及玉戈（大多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玉戈），都证实了在这一时期玉器用于制造贵族器皿的现象。 在良渚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中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