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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中文摘要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一方面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依法治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严格法律的执行，加强对法律的监督工作，另一方面又突出德礼的作用，主张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用礼教道德思想来教育和约束人民。唐统治阶级强调治国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将礼的原则和精神融化于律文之中，以国家意志的形式确立礼的法律地位，用刑罚来惩治违礼行为，从而使礼与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我国古代法制中“礼法结合”的高峰。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再用封建的“礼”和“法”，但是我们有了新时期的“礼”和“法”，而且这种礼法结合的治国理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引进西方法律文明的同时不能脱离此优秀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因为它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智慧，使我们认识到治国必须礼法结合，应当同时重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键词]：唐朝、礼、法、礼法结合、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礼”与“法”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条主线，“礼法结合”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法律思想。唐朝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取得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巨大成就的。下面我们就逐一分析一下“礼法结合”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唐朝运作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相信这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会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 关于“礼”、“法”的起源 中国传统法律的源头是祭祀和战争，部落间的战争促使了“刑”的产生，祭祀产生了原始习俗的“礼”。 1、刑起于兵 原始社会末期，为了抢夺人口、土地和财富，部落与部落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战争。《通典》中的“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及《国语?鲁语》中的“大刑用甲兵”为我们揭示了黄帝以来的军事征服与掠夺战争就是最早的刑罚，期间所产生的军法就是最初的法律，此即“刑始于兵”。在战争中使用军法来惩治不听话的士兵，用刑罚来镇压被征服的部落。这种以军法和刑罚为代表的法在血腥的部落战争中产生，然后再随着国家的产生而转变为统治者惩治全社会的工具，在整个国家中都具有效力。 2、礼源于祭祀 礼最初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的。《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对天地鬼神非常信仰，认为神明是统治天地万物的力量，随着神明的喜怒变化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和灾难。为了得到幸福安乐的生活，人们就通过祭祀来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之情，想以此来得到神明的保佑。所以每逢重大节日，人们都会准备好丰盛的食物来献给神明。《礼记?礼运》叙述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与鬼神。”就说明了最初的礼起源于饮食供奉活动。说到祭祀，它当然离不开一定的礼仪和程序，于是在祭祀中就产生了人们必须要遵守的礼仪规范，不遵守就会受到神明的惩罚，这时的“礼”明显带有神权法的性质。后来，随着社会需要，礼已经不仅仅承担祭祀这一任务，它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生活规范。奴隶社会建立后对这些生活规范进行改造并赋予其天地鬼神的力量，使其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制度规定。 由于中国法律源于祭祀和战争，所以一方面重礼仪和家族伦理关系，一方面又重刑罚的镇压手段。这也就造就了礼法关系的紧密联系，为后来“礼法结合”做了铺垫。 二、唐以前的“礼法结合”的发展历程 从西周的礼治到春秋战国的礼法之争，再到西汉开始的“礼法结合”的政治实践，为唐朝“礼法结合”的完善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1、西周宣扬礼治，主张礼刑并用 夏商两代宣扬“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西周在继承夏商两代的神权法思想的前提下，总结了夏商灭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天命也要靠民意来维系，单纯地以严刑峻法来控制民众，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所以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治民，对百姓实行教化，谨慎地使用刑罚。并且在“明德慎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典章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秩序即周礼，主张实行礼治，使礼成为调整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礼记?曲礼上》）的依据。礼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实际上，礼已基本具有了法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礼记?曲礼上》列举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力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祈祷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可见，礼同时具有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性，礼外无法，法在礼中。而贯穿于礼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