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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概况 第一节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学刊的出版 第二节 中国早期的理论社会学研究 第三节 中国早期的应用社会学研究 第一节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学刊的出版 一、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刊物 二、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组织机构 一、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刊物 社会学杂志双月刊和社会学界年刊 自西方社会学传人中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高校社会学的教学活动一般是各校自行组织、安排。社会学家的研究与译述活动一般是零星、自发地开展的。这种状况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成长与建设显然是不利的。 20年代初开始，一些社会学家为创建全国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及出版发行社会学学术刊物进行了努力。1922年2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的余天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余天休是广东人，曾留学美国，并获博士学位，是我国提倡社会学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著有社会学大纲等社会学著作约15种，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余天休组织的“中国社会学会”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学术机构，该会编辑社会学杂志双月刊作为会刊，由余天休任主编，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1922年3月到1925年8月社会学杂志共出版二卷计八册。余氏调任西安中山大学校长后，社会学杂志亦移至该校，1930年1月出版了第三卷第一、二期，但篇幅比前两卷各册缩短了不少。再后来余氏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又于齐鲁大学编辑出版了第三卷的第三期，以后便停刊不再编辑出版。 1924年“中国社会学会”曾拟出版“社会学丛书”一套共六种，包括“中国群治与进步”、“社会学教科书”、“社会思想史”、“教育”、“社会学导言”、“组合社会大纲”等，但仅出了第一种，即英文本的中国群治与进步，其他均未出版。 2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界实力尚相当薄弱，加上当时北京政府一些要人把社会学误当成社会主义而大加干涉，致使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步履维艰，刊物经费得不到落实，读者面亦十分狭窄。学会的各项活动最后不得不终止或半途而废。但“中国社会学会”及余天休本人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事业所作的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 1925年8月社会学杂志因经费不足停刊(第一次)后，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主持，以该系社会学会名义创办社会学界年刊，1927年6月该年刊出版了第一卷。社会学界年刊的宗旨，“一是为了我们看见社会学杂志停刊，想继续负它的使命；二是为了我们想请求中国的社会学者起来做些整理中国社会学材料的工夫，好让喜欢研究本国社会学的本国人，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耘。” 社会学界第一卷第一篇发表的是梁启超的论文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文中首先界定了社会学的领域： “就文义言，本科(即社会学)范围极大，把政治经济等等，都包括在内，要讲学问的兼并主义，真没有及得上他的了。就狭义言，范围仍不算小，大凡人类活动，带有全体意味的，都是社会学的领域。” 梁启超虽不是社会学家，但他关于社会学领域的看法和当时包括孙本文在内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梁启超在这篇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发掘本国材料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把它上升到中国人的责任的高度加以认识： “学问本无国界，不能说，那是欧洲的社会学，这是中国的社会学，这样的分别一定说不通。不过原理虽无国界，资料却有分别，无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种学问，都有他独立的资料；为他国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资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这种情形各国皆有，所贵在有学者去研究他，把结果公诸全世界，各人研究自己的资料和问题，这是一国家一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亦即他们对于人类文化的责任。” “中国人，在世界文化上，责任很大。我国人数最多，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假使没有把这部分人类活动研究好；或者把这部分人类活动抛弃了，至少这门学问，算是缺了一个Quarter(四分之一)。我国历史又长，可上溯至五千年。许多现在号称文化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后半撅看得见，前半橛看不出，惟有中国可以看出全部。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学问，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社会学方面责任更大，须看清楚了。一面我们责任重大，一面让我们自己发明的余地很多。” 梁启超在以上论述中虽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但有关思想，呼之即出。这在2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学研究尚以译述西方成说为主的情况下，是振聋发聩的。以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他的上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