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doc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后记） 本书是一个审判报告，主要资料来源是分发给耶路撒冷媒体的庭审记录的副本。除了检察方的公诉书以及辩护方的概括否认答辩外，审判记录没有公开出版，也很难找到。法庭用语为希伯莱语；分发给媒体的材料已被申明“是未经校正和修改的现场同声翻译的记录”，因此“难免会有文体上的缺憾和语言错误。”除了用德语进行的庭审，我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英文文献；当审判中使用德语时，我自认为可以轻松胜任翻译工作。 　　 　　　　除了检察长的开庭报告以及最后的判决，其翻译不是现场的同声翻译、而是在庭外准备的外，这些记录中没有一件是绝对可信的。唯一的权威性版本是官方的希伯莱语记录，而我没有利用。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由官方提供给记者供其使用的，而且就我所知，在官方的希伯莱语记录和译本之间，还没有发现严重的出入。德语的现场同声翻译相当糟糕，但据说英语和法语翻译是可信的。 　　 　　　　下面这些庭审材料的可靠性――只有一件除外――均无可置疑，它们也都是由耶路撒冷官方提供给媒体的： 　　 　　　　1）警察对艾希曼的提审记录。德语，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曾经给艾希曼看过，他还亲手做过改动。它和审判记录堪称最重要的档案材料。 　　 　　　　2）检察机关提交的档案材料，以及检察机关提供的“合法材料”。 　　 　　　　3）16个证人的宣誓证词。这些证人最初是辩方邀请的，但后来检察机关也部分地采用了他们的证词。这16个证人是：埃里希·冯·迪姆·巴赫－齐拉维斯基，理查德·贝尔，库尔特·贝歇尔，霍斯特·格雷尔，维廉·霍特尔博士，瓦尔特·豪朋库森，汉斯·尤特纳，赫伯特·卡普勒，赫尔曼·克鲁梅，弗兰茨·诺瓦克，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斯拉维科，马克斯·默顿博士，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埃贝哈德·冯·塔登博士，爱德蒙德·法思梅尔博士，奥托·温克尔曼。 　　 　　　　4）最后，我还可以使用由70页打印纸组成的艾希曼手稿。它由检察机关作为证据提交、并被法院采信，但并没有分发给媒体。其标题可以译为：“报告：我对‘犹太问题以及1933－1945年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措施’的说明。”这份手稿系艾希曼在阿根廷期间为接受荷兰记者萨森采访所做的笔记（参看书目） 。 　　 　　　　书目只列出了我确实使用过的材料，并不包括从艾希曼被绑架到被处决这两年间我阅读或收集的不记其数的书籍、文章以及新闻报道。书目的不完整让我引以为憾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德国、瑞士、法国、英国、以及美国记者们的报道中，常有高屋建瓴之论，决非一般书报的泛泛之论可以比拟，但是要弥补这一缺憾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个修订版的书目中，我有选择地增加了一些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新出现的著作或杂志文章，它们都不是人云亦云之作。其中有两篇关于本次审判的报道，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与我惊人地相似，还有一个对第三帝国重要人物的研究，现在我都作为背景材料收进去了。它们是罗伯特·彭道夫的《谋杀者与被谋杀者：艾希曼与第三帝国的政策》，它对犹太长老会在最后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做了分析；荷兰记者哈里？穆里希的《刑事案件40/61》（我用的是德语译本），他几乎是唯一将被告置于报告中心位置的作者，而且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艾希曼的评价与我不谋而合；最后是新近出版的、关于纳粹首脑人物的精彩之作《第三帝国的面孔》，T。C。费思特著；费思特学识渊博，持论相当高远。 　　 　　　　撰写新闻报道时所面临的问题，与写作历史论文好有一比。两种写作都要求对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有明确的区分。特定的主题――在本书中，是审判本身――只能使用第一手材料，而第二手材料则可以用于构成历史背景的各个方面。因此，凡是我所征引的文献材料，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是在法庭上作为证据被提交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组成了我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是相关历史时期的权威著作。从行文中可以看出，我引用了格拉德？莱特林格的《最后解决》，我还更多地参考了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该书出版于审判结束之后，对第三帝国的犹太政策做了最为翔实，最为可信的历史分析。 　　 　　　　本书尚未付梓，就已经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和有组织围剿的靶子。自然，动用了所有众所周知的刺激想像、操控舆论手段的围剿要比论争更引人注目，因此争议几乎被围剿中人为的喧闹声侵吞、淹没了。特别是当一本奇怪的、混合了这两种特征的书从美国传到英国，又从英国传到欧洲，传到了还没有见过这本书的所有地方后，一切就变得更加明朗了。该书使用的还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腔调――好像反对本书（当然更在于反对作者）的所有文字都是“用复印机复印出来的”（玛丽？麦卡锡）。这也许正是因为喧闹声所关注的是一本从未写过的书的“影子”，所讨论的又常常不仅是我从未提及、而且压根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