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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研究综述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彭石玉 五大主体部分 翻译的方法：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 翻译策略体系建构：从归化走向异化 翻译模式与翻译政治 翻译思想的创新 翻译活动在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翻译的方法 鲁迅所坚持的以忠实为第一要义的直译就是在与不断变化着形态的改译相对抗的实践中艰难而又坚韧地前进着。在不同场合,为着不同的目的,鲁迅又相继提出了“硬译”、“宁信而不顺”等翻译策略。 1、关于“直译” 继《域外小说集》之后,鲁迅的译作基本上都坚持直译。正如很多翻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其“直译”是从翻译过程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来的,即“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主要是强调语言形式的忠实,甚至具体到句子的结构、词的翻译上,这也是鲁迅这一翻译主张遭受非议的地方。 但这一主张是针对林纾等人的改译提出的,正是不再满足于对异域小说的了解只停留在“观风俗”和“听故事”的阶段,正是对中国旧的文学规范产生了不满,鲁迅才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表达了自己“直译”的观点,可以说鲁迅的“直译”也是从宏观角度作为一个翻译原则提出来的,即译者对原作应该采取“忠实”的态度,这是指导译者采取何种操作方法的一种原则,主张“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其目的是在借鉴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在艺术上也广泛汲取各种流派的精髓,为惰怠、混乱的旧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构造出全新的文学和文化规范。正是这样的思考促成了鲁迅对“直译”这一翻译策略的采用和强调。 2、关于“硬译”、“宁信而不顺” “硬译”最先是鲁迅在《〈托儿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者附记》里提出的,他认为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要生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和“原作的口吻”。而后一场争论随之而来,1929年9月,梁实秋写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译作难懂,离“死译”不远了。这番话立即遭到了鲁迅的反驳,撰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从此,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拉开了序幕,在这场争论中,鲁迅始终坚持着他的“硬译”立场。很多人往往把鲁迅的翻译理论与“硬译”或“死译”等同起来,这是一种割裂历史的看法。 二、翻译策略体系建构：从归化走向异化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题未定”草[(一至三)] 70年前,鲁迅就提出了翻译中的“归化”和“洋气”问题,也就是今天已成规模的“归化”“异化”译论。 袁锦翔把鲁迅的翻译概括为3个时期:从1903年他开始翻译到“五四”运动为第一期。此在此期间,鲁迅除科幻小说外还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作品。代表作有《月界旅行》与《域外小说集》。从“五四”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第二期。在这个“上下求索的时期,鲁迅移译了不少东欧和北欧的作品代表作有《说幽默》、《苦闷的象征》等。从1927年到1936年逝世是第三期。这是他译事的辉煌时期,翻译是为了战斗。代表作有《思想·山水·人物》、《小彼得》、《毁灭》《艺术论》(卢氏)、《死魂灵》等。可见,鲁迅的翻译策略是发展的,是从归化的翻译观走向异化的翻译观。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归化和异化翻译,在归化的翻译中总会存在异化的现象,反之亦然,但从立场来讲,从归化到异化算得上是质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引起这一场质变呢? 鲁迅对异化翻译的选择： 翻译策略中的政治取向鲁迅对归化翻译策略的抛弃以及朝异化翻译策略的转向,到最后他对归化翻译的坚决批判,绝不是个人在翻译风格喜好上的偶然转变。“选择———抛弃———再选择”这一过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政治的印记。作为左派文人的代表,鲁迅坚决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的祸患和国民的病根,毫不怜悯地粉碎维护封建传统的改良思想。鲁迅凭借着他对政治的敏感,以及对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建设现代文学的重要手段的理解,用他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体现出现实政治与翻译政治的不对等性。 Venuti把鲁迅在翻译策略上的转变看作是从顺从向“抵抗”(resistance)的转向。这种“抵抗”不仅是一种“文体上的抵抗模式”(stylistic resistance),更确切地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抵抗。鲁迅的翻译观与他的文学观是分不开的,鲁迅对文艺与政治的论述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鲁迅在翻译文学中的政治取向: 三、翻译模式与翻译政治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的第一、二代翻译家那里,出现过一个反常的、易遭人诟病的翻译模式。它的反常之处,在于它的翻译选目模式。即译家只通某一种外语,然而译家却基本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