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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家文化对恽南田艺术性格影响 　　恽南田主张作画时傍若无人的“撒手游行无碍”，便带有解衣盘礴的意味。他说“作画至于无笔墨痕者化矣”，“化”，就是画家参悟天地自然玄机，将其化入了无凿痕的笔墨线条的意象世界之中。这种“撒手游行无碍”的解衣般礴的作画心态正如朱良志先生在《虚静说》道：“解脱了来自主客两方面的束缚，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主体的能量，获得一种真正的心灵自由。只有自由的心空才能穿过幻影的森林――物我的多重障碍，去寻找美的魂灵，去迎接艺术的飞跃。”这种自由感也是明代画家吴宽在《书画鉴影》中说的“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的心理境界。所以，南田说：“盖其运笔时精神与古人相恰，略借粉本而洗发自己胸中灵气，故信笔所之，不滞于思，不戾于法，适合自然”。这种抒发胸中灵气，进行自由的创作，以我之自然，合于物之自然，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物化的艺术妙境。 物化是画家作画时与创作对象合而为一的心灵境界，也是绘画创作的最高境界。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谓之物化。”蝴蝶与庄周有本质的区别，然而在梦中庄周化为蝴蝶，与蝴蝶无异，栩栩而飞。梦醒之后，庄周发现自己是真真实实的庄周，庄周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变成庄周？ 此时在庄周的心里物我达到合一了，这种物我合一的境界，既是物化。 南田也说：“九月在散怀阁，斟秋界茶，朗吟自适，为丛菊写照。传神难，传韵尤难。横琴坐思，庶几得之丰姿澹忘之表。深秋池馆，昼梦徘徊。风月一交，心魂再荡。抚桐盘桓，悠然把菊。抽毫点色，将与寒暑卧游一室，如南华真人化蝶时也。”从斟秋界茶、朗吟自适，到横琴坐思，昼梦徘徊；再到心魂再荡、栩然化蝶。南田在这里取庄周梦蝶来比喻和描述了画家在创作或欣赏时都需要达到审美体验心理状态的三个层次：虚静品吟，闻乐沉思，物化同一。 显然，庄子的物化思想运用到绘画创作中，可以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绘画创作进入到最微妙阶段时，画家的全部身心都会倾注于创作对象之中，往往把自己也当作创作对象，作到主体客体化，即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融合统一，达到技艺神化的境界，从而创作出天生化成，形神兼备的“逸”品来。 魏晋时期，由于道家老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在生活中不仅怀疑、厌恶和否定世俗现实，且转向亲近、欣赏和体悟自然；不仅发掘了自然之美，还从自然中体验到了生命本义与生命价值的存在。画家们则将人格精神艺术地融入到自然山水的意境中，使山水画达到了主体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境界，这正是道家文化对绘画艺术家的内心浸润。 中国古人敬畏自然，认为自然比人类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大的力量，这样就顺理成章的要求自己虚心地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为千古名言。中国古代先哲老子主张自然为人立法；而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则主张“人为自然立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两者的观点相反，但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重人事，中国古人则更重自然。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产善于效法天地自然。 所以，南田认为，画家要摄取天地自然的真相，就必须“妙夺化权”，“出入风雨，卷舒苍翠，走造化于毫端”。师造化，不仅仅模写自然的表相，表现自然的生意；更重要的是酌取天地的生机，把握自然的内在机理。如何参天地之造化？就是要用心灵来参悟，在心灵中熔铸物象；就是要深入自然的背后，把握自然的生命本义。 诚然，山清水秀的大自然是人人所向往和热爱的。当一个人从忙碌烦琐的社会生活中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时，就会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愉悦和轻松感。那么为什么人会如此地热爱大自然呢？审美学家经过反复的思考和研究，十分认真的告诉我们说：首先是因为大自然本身朴实天真，毫不做作；其次是因为大自然的外貌、线条、色彩、音响等的新奇独特。然而，这些答案总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当然，这些答案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仅仅因此就能使人们如此地痴迷于大自然，这些理由似乎又不足以服人。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中去寻求答案。 庄子认为，人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大自然才是人的最终归宿。 “予恶乎知（我怎么知道）说生（喜欢活着）之非惑邪？予非乎知恶死死之非弱丧（幼年离开家乡）而不知归者邪？”[2]如此看来，人人热爱大自然的真正原因就该是：大自然是我们真正的家。人脱离自然状态出生到世上，就好象一个小孩离开故乡在外旅行一样，如果一个人恐惧死亡、不愿回归自然、就好象这个小孩长大后忘掉故乡而不愿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