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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实践变革和借鉴 　　【摘 要】我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封建国家的农业赋税制度，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同时对促进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我国古代主要的几次农业赋税改革过程，并对今天的农业赋税制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赋税制度；什一税；两税法；一条鞭法 一、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制度变革历程 中国农业赋税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据《尚书“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可见，当时已经存在农业赋税制度，具体的征收方法是被后世广为赞赏的“什一税”。《史记本级》中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助、彻是夏、商、周三代不同的赋税制度。所谓“五十”、“七十”、“百亩”也只是一个大约数量，是分派给每个家庭所能耕种的田亩数。“其实皆什一矣”，即按土地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这个十分之一赋税额是“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是以若干年的平均产量为标准的。西周时，赋分九类，《从周礼“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其内容包括田赋、人口税、关税、商税、物产税等。秦统一后，实行“黔首自实田”，规定田赋有田租、口赋、力役三种形式。因此，以后各代的赋税在狭义上仅指土地税和户口税，而在广义上还包括商税、货税、物产税等，称为征榷、杂役等。 从西汉开始，国家推行算赋、口赋、田租、徭役、等农业赋税形式。“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始于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它规定：凡民年15―56岁，每人交120钱，贾人及奴婢加倍；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对民间女子15―――30岁不嫁的加收5倍；汉文帝时减算赋额为每人40钱，一年一次，每年8月纳征。“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始于汉武帝，它从3岁起征，至元帝时改为7岁，每人23钱。“田租”也称田赋，是以土地物产为征收对象的赋税。高祖时规定十五税一，景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是成年男子必须服的劳役。汉代规定23岁至56岁男子，每年要到郡县服徭役一月，称为“践更”，如不服役则须出2000钱。适龄者又有每年戍边三日力役，以路途遥远难以往还索钱300文，称为“过更”。 汉代建立的税收制度可以说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赋税制度。它不仅对稳定当时社会生产和经济秩序，为国家开辟财源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各代的赋税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前期，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叫做“租”；不产绵地区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此外，每丁每年服徭役20日，闰月加2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称为“庸”。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均田制的破坏，在农民失去土地，经济情况趋于恶化的形势下，政府只凭户籍人丁征租庸调，人民已不堪忍受。为了逃避赋役，百姓“多去本籍，浮食闾里”。因此，到唐代中后期，租庸调制已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赋税制度也不断随着形势而发展变化。其中，唐朝中期的“两税法”，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则是这些赋税变革中力度最大的三次。它们的实施不仅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对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赋税制度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两税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赋税制度的征收由以人丁为本开始转向以土地、资产为本 纵观两税法实施之前的中国赋税制度，大都是以人丁为征税之本，而以人丁为征税之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有相应的土地、资产。唐朝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会经济繁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畅行无阻，税源充盈。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唐朝政府控制的农户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朝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另立多种税目，恣意勒索，以致“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人民负担日趋沉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将危及唐朝政权的存在。以上情况说明对旧税制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 公元780年（建中元年）正月，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令正式实施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14年垦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