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乐文化中诗歌的礼乐功能.docVIP

周代礼乐文化中诗歌的礼乐功能 俞艳庭（济南大学 济南250022） 文 摘：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关键字：周代 诗歌 礼乐文化 礼乐功能 武王灭商之后，周人在文化上采取的是维新路线，所谓“器维求旧，人惟求新”，即在巫教祭祀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宗法伦理的精神内涵，将巫教祭祀文化体系改造成礼乐文化，而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正是缘于这样的文化背景，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最终形成并定型于西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与乐、舞一起，被赋予了“礼别异、乐合同”的重要伦理政治功能，春秋时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诗的礼乐功能发展更为充分，并在后来标榜礼乐的封建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难怪闻一多会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舜命夔说：“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这段话中，至少有三个与诗歌功能相关的主题值得注意，即“神人以和”、“诗言志”以及“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乐教思想。而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丰富的礼乐功能，即是对《尚书·舜典》中所提到的诗歌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一、“礼别异，乐合同” 在《舜典》的“神人以和”中，部族个体通过与神的交融，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部族之间的交融，与这种借助人与神的关系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礼乐文化中乃是采用礼乐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通过“礼”来区分人的亲疏远近、尊卑长幼和贵贱等级，等级森严的礼仪又需要由诗、乐、舞所激发起来的同情感，来将不同个体凝聚为同一个社会共同体，所以，“礼别异”之外，尚需“乐合同”，才能构建一个尊卑有别、等级分明而又“和而不同”、秩序井然而又其乐融融的理想社会，这也就是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西周的祖先崇拜，在血缘宗法关系上，表现为“尊尊”和“亲亲”，在伦理观念上，表现为以祖为宗、以孝为本。“祖宗”是宗族凝聚力的重要纽结，“孝悌”是维系宗族团结的主要道德力量，祭祀仪式上的诗、乐、舞，则是通过激发个体血缘情感，唤醒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感，进而促进宗族团结，维护宗法制度，安定社会秩序的具体手段。因此《礼记·礼运》中说:“祖庙所以本仁也”，“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礼记·乐记》明确指出了诗、乐、舞在祭祀仪式中的重要作用：“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中，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礼别异、乐合同”正是《舜典》“神人以和”的礼乐化发展。 诗歌的吟唱赋诵，更有利于情感的表达，促进情感的交流。如《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郑庄公与母亲武姜在隧道中合好，即是采用赋诗的形式：“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这便是诗歌情感功能的应用与体现。统治者很早就发现，消解民之怨气，应该疏导，使之抒发渲泄，而非限制堵塞，故有“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子产不毁郑人聚集评论政治得失的场所乡校，并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诗歌因其所具有的情感渲泄与疏导功能，成为礼乐文化背景下消解怨怒的重要政治疏导方式。诗歌情感功能的发挥，依然是要通过“礼别异，乐和同”的方式，最终达到儒家理想中的“礼之用，和为贵”的境界，因此诗虽然“可以怨”，却又要“怨而不怒”， 宣导性情的目的是排解并抑制“怨“的情感，并不是放任与强化至“怒”的程度，诗歌对于情感的表达与渲泄，要有恰当的尺度，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经·小雅·采薇》即是“诗可以怨”的典型例证。西周文王时期，年年对外用兵，《史记》中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国，明年败耆国……明年伐刊，明年伐崇侯虎”，在这种“靡室靡家”，“不遑启居”，戍役繁重的情况下，《采薇》中只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然内心惨痛，却恳挚温婉，《毛诗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正是《采薇》中所表现的“怨而不怒”、“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