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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政治关系障碍因素解析(1949―1972年) 　　摘要：中日复交前，两国政治关系总体处于冰冷状态，其成因主要在于：两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美国对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制约；战后长期执掌日本政权的右翼保守政客的破坏；中国“文革”时期的“左”倾思想对我国对日外交工作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日关系；意识形态；美国制约；日本右翼 中日复交前，两国政治关系处于相互隔绝时期，虽偶有松动迹象，却始终停滞于令两国人民痛心的冰冷状态，并时而成为两国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障碍。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两国关系中的经济关系热与政治关系冷的对比是鲜明的，其成因也是复杂的。 一、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战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线（非友即敌原则），世界分化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各自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互间充满着敌对和不信任，并展开激烈对抗，这是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意识形态的异同成为国际关系中判断敌、友的主要标准。而中日两国恰恰选择了在当时看来相互敌对、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意识形态，并都采取“一边倒”政策，分别加入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由此，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而地理上又相邻的中日两国，也就不可避免地戴上意识形态这副有色眼镜来观察对方，并制定相互的外交政策。如《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目的就在于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1]这是当时中国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所采取的保护本国安全的唯一选择。但吉田茂却认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中国政权支持试图用暴力颠覆日本宪法制度及现政府的日本共产党”。[2]而岸信介这个极端反共分子在其组阁期间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1957年岸信介就声称：“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与其说来自苏联还不如说来自中国更可怕。”[1]1958年10月14日又说：“台湾局势不是内战而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国际战争。”[3]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当上首相后，更危言耸听道：“我们对来自中国的侵略威胁与美国一样，或者说比美国还感到不安，中国进行核试验，使我们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更加不安。”[4]其反共之心昭然若揭。 二、美国对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制约 美国因素是战后迄今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中日复交前，美国在阻碍中日邦交恢复的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二战后，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节节败退，美国扶植蒋介石为亚洲反共桥头堡的计划逐步落空。在此情况下，美国被迫将扶植的重点放在了昔日的敌人日本身上。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演说称：“对日政策的方向在于培植强有力日本”，“用来抵御以后远东出现的其他的新极权主义战争威胁。”[5]从此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其全球战略中的亚洲反共桥头堡而不遗余力。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通过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确立起两国以维护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以“美主日从”为特征的日美“基轴外交关系”。日美“基轴外交关系”是日本外交路线的核心。因此，使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处处唯美国马首是瞻。 早在旧金山片面媾和会议召开之前，吉田茂就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为媾和谈判对象时犹豫不决。1951年他指出：“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同哪个国家开启贸易关系以及在上海设立商务办事处的问题。”[2]明显倾向于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种情况使美国深感危急，于是杜勒斯国务卿威胁吉田茂称：“日本政府如果不与台湾当局进行媾和缔约谈判，美国参议院很难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2]这对急于实现独立的吉田茂内阁无疑是个难题。最终，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选择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蒋“和约”，使中日关系的恢复变得异常艰难且遥遥无期。50年代中期，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出现松动迹象，表示要“促进与苏联、中共的贸易”，[6]并且日本国内再次出现要求加强中日贸易往来的热潮。对于这些新动向，美国政府通过其驻日大使向日本施加压力，称：如果日本各大企业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将修改对日经济关系。屈服于这一压力，重光外相表示：日本与中国无政治关系，访问是民间性的，与政府无关。[6]而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也由于美国的横加干涉而未能升格为政府间协定；中国以分期付款方式引进日本维尼纶设备的计划也由于同样原因化为泡影。 以上不难看出，美国正是通过将日本纳入其反共反华战略体系，通过对其表现出的任何对华缓和意向采取威胁、恫吓、利诱、限制等手段，从各方面干扰和阻碍了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