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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生态效率关系实证探究 　　作者简介：罗能生，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我国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协同发展研究”（编号： 11ZD012）。 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DEA，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对IPAT模型扩展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且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较高，部分省份已进入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而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和技术水平都从不同方面影响城镇化的生态效率。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环境政策、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城镇化的生态效率，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水平；生态效率；超效率DEA；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5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8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城市的热岛效应、水华效应、灰霾效应、拥堵效应、垃圾效应等。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即提高生态效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差异及其原因是什么？怎样去提高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自1990年Schaltegger和Sturm首次提出生态效率概念以来，很多学者和机构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的定义被广泛认可，即“生态效率是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和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和地球的估计承载力相一致的水平，并同时达到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1]。生态效率是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环境影响的比值，它不仅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而且也代表着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生态效率相关概念、指标以及评价方法的深入研究，如Hellweg等提出生态效率可以用相关费用和环境影响因子的比值来表示[2]；Kobayashi等利用DEA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径向投影决策单元的评价方法[3]；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开始研究生态效率与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的关系，比如Grossman和Krueger研究发现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呈现倒U型，并以此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4]；陈傲以中国29个省际截面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赋权的研究方法，评价了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并以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值为因变量，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环保资金投入、环境政策及产业结构等对生态效率的影响[5]。而对于城镇化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城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等的关系，比如黄金川、方创琳采用数理学方法对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6]；简新华、黄锟通过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且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7]；朱孔来等通过建立VAR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8]； Burak等从生态、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城市化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9]；刘耀彬、宋学 锋建立了辩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主成分加权合成方法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10]；王新杰、薛东前对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演化分析[11]；宋建波、武春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总体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