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账本和路径.docVIP

农民工市民化:账本和路径 　　在2014年两会召开前夕，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以下简称“综合司”）组织力量，着手新型城镇化调研，为落实“人的城镇化”提供决策参考。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该课题组由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盛来运任组长，选取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河南等典型省份中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三类样本，对样本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社会保障成本等问题进行调研测算，完成30余篇分析报告。 调查发现，市民化是农民工的普遍愿望。以在河南的调查为例，569位被调查农民工中，愿意成为城市市民的农民工占80.3%，长期外出务工、文化程度较高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其意愿更为强烈。 市民化成本 农民工要分得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杯羹”，自然意味着城市投入的增加。不少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于，成本到底有多大？ 根据课题组的定义，“农民工市民化社会保障成本”是指农民工由于异地转移后带来的新增市民化社会保障成本，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生活成本、子女义务教育、住房条件、基础设施、其他等六个方面内容。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王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由于中国各个城市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进城农民工规模、需求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千差万别，全国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难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计局选取了福建与浙江两个省份，对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增加的成本和费用分摊进行了测算。 王军对记者表示，由于福建与浙江两个省份均为沿海地区，有经济基础和先行先试的便利条件，并且当地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本身也很积极，因此具有典型性。 对福建省进行测算的基本条件假设是，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随迁家属也随之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后都享受一般企业职工待遇，各项保险缴费基数参照有关险种的最低缴费基数。企业职工和农民达到60岁时都可领取养老金。福建省“十二五”卫生事业规划中人均预期寿命76岁。 测算结果表明，在福建现有保障政策下，一个农民工（包括随迁家属）市民化需要增加的支出约为12.9万元，如果福建省420万进城农民工全部市民化，全省一次性将新增5429亿元成本。其中公共财政需负担1487亿元，相当于2012年福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80%左右。 实际上，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还包括计生服务、供水补贴等专项优抚与服务补助。但是，由于具体补助成本各地政策差别很大，而且这部分费用支出的比例较小，因此这部分费用未计算在内。 对浙江省的测算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全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增加的社会保障成本（不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成本）。 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整个生命周期（2073年前），单个农民工（以平均年龄33岁计算）市民化政府需要增加的保障成本约73.3万元，完成浙江全部有城镇化意愿农民工的市民化，政府需要增加的总成本约7.87万亿元。 其中，养老保障成本占53.4%，医疗和住房保障成本分别占34.9%和8.8%，子女教育和其他保障成本占2.8%。 分阶段来看，2013-2020年，单个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增加的保障成本为12万元。 成本分担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累计起来数字庞大，但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次性投入就能完成的。 以浙江为例，总量成本覆盖时间超过50年（浙江人口预期寿命平均78岁，农民工群体中年龄最小组年龄中位数为19岁），且各时期成本差异很大。 “中短期保障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还能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但远期保障缺口较大，其中养老保障缺口从2053年前后开始形成，医疗保障缺口从2039年前后开始形成。”新型城镇化研究报告如是分析。 报告建议，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实现各级财政分担与接纳农民工数量挂钩，报告同时指出也要鼓励企业、农民、社会积极参与，逐步建立一个由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 比如，福建省人均市民化成本12.9万元，按照现行的政策，部分项目如个人缴费额度、生活成本等需要参保者个人承担；部分项目如工伤、生育等，个人无需承担，由用人单位负责缴纳，财政适当补助；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等则由财政全额承担。 具体来说，财政需承担3.5万元，占27.4%；用人单位承担1.1万元，占8.6%；农民工个人承担8.3万元，占64.0%。 据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课题组测算，按照福建现有保障水平，到2020年完成现有420万农民工市民化进程，7年间年均公共财政支出约200亿元，考虑养老保险开支的滞后性，实际开支会更少，年均财政支出占2012年福建省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将不超过10%，应处于地方政府的承受范围。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