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亚洲养老仍停留在家庭范畴内.doc

困局:亚洲养老仍停留在家庭范畴内 　　大多数国家正呈现出快速老龄化趋势，亚洲大国首当其冲。上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0岁，但伴随6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中国和印度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0岁，印尼是60岁，寿命的延展并未出现逆转。按乐观的人口推算，上述三国未来预期寿命还会增至80岁左右，这已达到一百年前的2.5倍。 老龄化动因 导致人口老龄化最核心的动因是生育率。以1950年为起点，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平均出生率大约是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此后生育率急转直下，三国生育更替水平达1.9。中国的出生率下降速度无疑可归因于其独生子女政策，但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亦是大势所趋（只是未必会陡然下降）。现在，年轻的夫妇们为“是不是要生二胎”这个问题而纠结，全然不顾他们的祖父母辈平均要生6个孩子。 死亡率和出生率双重下降，令人口平均年龄渐趋老龄化，这同时也证明了亚洲国家人口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的现实。以此观之，人类寿命的延长和整体出生率的下降，是形成全球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主要动因，但这是一个良性趋势，对亚洲地区社会福利的推动尤其显著。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对“老有所养”提出挑战：确保他们收入稳定、降低健康风险。直到今天，亚洲大多数国家老年人的收入安全问题仍停留在家庭责任的范畴；特别是亚洲农村地区，健康保险还是空中楼阁。亚洲的未来不应如此。 我们判断的方法之一是考察老年人抚养比率，它是指潜在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与老年人数量之比（即25～64岁人口数量除以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比例）。以中国为例，短短50年的变迁具有十分明显的戏剧性：进入21世纪之前，老年人抚养比率是13个潜在劳动力支撑一个64岁以上的老人。按照我们的推算，到2050年这个比率将达到2比1。同样的现象也在地处南亚的印度同时发生，印度的老年抚养比率将由过去的9比1下降到3比1多一点。我们这一代欧美地区的旅行者们首次把脚印留在亚洲的土地上时，惊叹于满地都是小孩，但我们的孙辈们开始同样的旅行时，他们会说：亚洲人看起来都好老。 亚洲式养老办法在哪里？ 收入方面，老年人的主要来源是工作收入、家庭资产转移、储蓄收入、养老金和公共财政转拨。这其中，最为立竿见影的调整方法是延长工作年限。过去，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照单全收了欧洲的退休规则。和欧洲一样，中国的强制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在欧洲，执行这一政策的原理，是已完全被人熟知的“劳动合称谬误”，即一个社会中需要的工作总量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出现一个退休人员就同时为一个年轻劳动力创造了工作岗位。这一课题的权威研究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David Wise和他的同事。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欧洲语境下这一假设谬以千里，因为每天都在变化的老年劳动力群体，实际上并未在市场上为年轻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个错误理论在欧洲行不通，在亚洲亦然。 前文提到过，调整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延迟退休且增加老年阶段的工作年限，但知易行难。目前，对亚洲主要国家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并不令人鼓舞。除印尼之外，老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长远趋势或已停滞不前，也许还会持续下降。跟欧洲的情况相同，现在必须对亚洲人口老龄化作出调整，增强老年人晚年就业的动力，但这并非一劳永逸。 在亚洲农村地区，老年夫妻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是靠亲戚、朋友的私人帮助以及政府的公共转拨。虽然在亚洲文化中，代际之间有相对牢固的家庭纽带，这根紧绷的纽带也会在将来接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的年代，或哪怕只是3个孩子，双亲老去时若有其中一个子女未尽赡养之责，其成本相对尚可忽略，因为其他子女可以补位。但是，在人丁不旺的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时，情况就要严峻得多。 在亚洲，一些老年夫妻不得不在养老问题上自给自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随着亚洲大多数国家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成年子女比他们的父辈们富有得多，因而赡养父辈方面的经济压力随之减轻。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国家老年人口养老仍停留在家庭成员范围之内，如家庭收入转移仍然持续，将是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 因此，提高政府资源和养老金在收入补贴中的份额势在必行。考虑到老龄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政府把补助集中在社会经济最底层的人口是明智之举。对于其他人口来说，扩大私人养老金并实施退休储蓄的免税奖励计划，才是构建了正确的保障支柱体系。 亚洲老年人口健康行为趋势不容乐观 亚洲在老年人的健康和卫生保健条件方面，已取得一些可喜进步，但毕竟任重道远。整个亚洲都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而且已经取得一些成功。比如中国卫生部宣称，2011年有超过97%的农村人口参与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大多数超过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