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国：《西方语言学史》讲义5.pptVIP

第二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一、青年语法学派 19世纪7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形成了一个重要学派“青年语法学派”，或称“新语法学派”。主要成员有勃鲁格曼（ K．Brugmann，1849-1919）、奥斯特霍夫（H．Osthoff，1847-1909）、雷斯琴（A．Leskien，1840-1916）、保罗（H．Paul，1846-1921）、维尔纳（K．Verner，1846-1896）、德尔勃吕克（B．Delbrück，1842-1922）等人。 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一群青年学者，与老派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发生分歧，他们于1878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形态学研究》，自称“青年语法学派”，对老派语言学家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阐述了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和行动纲领。 他们批评老派语言学家只关注语言而漠视使用语言的人，只注意语言的物理、生理性质而忽视语言的心理机制，只注意书面语言、古代语言而忽视现代活的口语和方言。他们明确反对自然主义语言观，反对超出实证范围的原始语言构拟。 以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虽然归纳出一些语音对应与演变规律，可是总有一些超出这些规律的例外现象，有人宣称“没有一个规律是没有例外的”。而按自然科学的原则，只要有例外，规律便不能存在。 青年语法学派提出“语音变化规律没有例外”，“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并用“类推作用”等解释例外现象。 他们认为所谓例外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规则，或者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源头，或者是没有找出变化的条件，或者例外是由于受类推作用的影响。 前期的历史比较语法学者，往往认为梵语的形式可以代表原始印欧语的状态（如梵语的k），但是以梵语作为变化的源头，无法解释印欧语系中诸语言十分复杂的对应关系，有太多的例外。意大利学者阿斯戈里与1870年出版了《语言学教程》，阐述了他对k问题的新发现。他认为，葆扑和施莱歇尔盲目地认为梵语的k保持了原始印欧语的状况，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梵语跟原始印欧语的状态相距甚远，别的一些语言（如伊朗语）却包留了较多的原始色彩。虽然阿斯戈里对原始印欧语k的状态的描述存在争议，但是，他的发现说明，原来一些似乎缺乏规律的复杂现象，是因为定错了起点，误把梵语当作源头。 “格里木定律”提出以后，很快被人们发现有例外。例如印欧语的t，在有些日尔曼语的某些词中，没有变成θ，而是变成了d。 后来丹麦学者维尔纳（Karl Verner，1846-1896）发现造成这种“例外”的原因是重音位置的影响。印欧语的p、t、k，由于重音位置的不同，在日尔曼语中有两种对应形式：在重音之前时变成清擦音f、th[θ]、h[x]，在重音之后时变成浊塞音b、d、g。 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 关于类推作用对语言演变的影响的理论，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类推作用是指说话人依照语言中某些词的形式进行联想类推，改变另一些词的形式或者创造新词。 实际上关于类推作用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并非青年语法学派的首创，在他们之前就有一些学者指出过类推作用对语言演变的重要意义。 青年语法学派特别推崇薛勒在《德语史》（1868）中对类推作用的解释，认为他使人们在研究方法上跟过去五十年有了根本的区别，从而使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总体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 希腊语 phérō（我负担） ei-mi（我走） dídō-mi（我给） 梵语 bhárā-mi é-mi dádād-mi 表示第一人称的词尾，梵语都是mi，希腊语有的是mi，有的是o，显得不规则。薛勒指出，实际上原始印欧语本来就有两种词尾mi和o，其他许多印欧语也是如此。而梵语的bhárā-mi反而是受é-mi、dádād-mi等词的影响，错误类推造成的。 青年语法学派的学者研究发现，语音演变的不规则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因素。外在的因素包括隐蔽规律的作用、借词的联想、书面形式对词的语音形式的影响等等；内在因素主要是类推作用的影响。 青年语法学派的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把历史比较语言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语言地理学 青年语法学派的作法已经不是纯粹的归纳比较，而有严谨的推理，因而把语音对应规律或演变规律的例外减至最低的程度，对于语言学的科学化作出很大的贡献。 但是青年语法学派和前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一样，都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物理现象、生物现象、或心理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他们拟出一个共同祖语，由这个祖语分出许多支派语言，再分出许多方言，如此连续分化，好像分化成新语种之后，语种间便互相隔绝，没有任何联系似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和青年语法学派同时代有一批注重方言调查的学者，从语言地理学的观点来检验他们的说法，结果发现语言的变化除了内在的自然演变之外，还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