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吴晓波：中国企业成长.docVIP

对话吴晓波：中国企业的成长 吴晓波现在做的事很象是给企业家“正名”——用他手里的笔，去颠覆传统意义上企业家是“沉默的大多数”形象。实际上，从写《大败局》开始，他就已经这么做了。 在一个两人间的办公室里，其中一张桌子上堆满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大部头书籍，桌子后面，戴着眼镜的吴晓波面容清秀，举手投足间难掩江南才子的睿智。和他聊天，思想很容易被他的言语左右，忽而穿行于改革开放初期，忽而游走在硝烟气十足的当下，忽而徜佯上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 他本身就是一部企业思想史。 企业史“拼图” 很多人认识吴晓波都是从他那本《大败局》开始的，他也正是靠着这本书跻身于“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行列。2002年由他和几位财经传媒界“大腕”共同发起成立的“蓝狮子”原创财经，现在已成为中国本土财经书籍出版的著名品牌之一。 吴晓波写《大败局》更像是在填企业史“拼图”。在他看来，金融危机面前一些企业哄然倒下有着共同的失败基因，比如政商博弈、经营冒进、财务危机、舆论围攻、资本纠纷……无论从哪个维度论证，都能还原企业失败的真相。 “从商业史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废墟中摇摇摆摆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盛田昭夫出现了。”在他看来，中国30年的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拱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时代，而他们的倒下也并非偶然。 2004年，吴晓波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强烈地感受到虽然世界各地均在畅谈中国大国崛起、经济腾飞，但对于中国完整、系统的商业历史以及商业智慧谋略，缺乏完整的案例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更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历史脉络记录。回国后，吴晓波写就了70万字的《激荡三十年》。 《大败局》出版后，吴晓波做了一个功课——将两本书中列举的19家企业进行列表分析，提炼出26个要点，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由这些结果出发，可以看到之前没有发现过的结论。我想在日后把它们都写出来。” 企业家都是赌徒+工程师 现在的吴晓波坚持每年写作一本书，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抽空到各高校演讲的同时还兼顾着《东方早报》的一些事情。在《被夸大的使命》里，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企业家是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在中国不可能存在儒商，儒就是儒，商就是商，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知识分子。”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是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往往把道德放在首位，判断是非；企业家则把得失放在首位，不是说企业家不讲道德，但企业家为了利益会轻易穿越道德底线。 “这跟企业家的素质模型有关系。”虽然蓝狮子是一家商业性出版公司，完全市场化运作，但吴晓波将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与写作，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做企业”，把公司的日常经营交给了妻子邵冰冰打理。 在吴晓波看来，企业家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首先一定是赌徒，同时也一定是工程师。用熊彼特的话说，企业家就是破坏性的创新，不是赌徒怎么敢去破坏呢？同时又是工程师，会计算利益，懂管理。这种判断力、决策力在于寻找赌徒与工程师二者间的平衡，如果工程师心理大于赌徒心理，那这个人就会很稳健，小富即安，相反则激进性强，敢于冒险。“而自己，天生就缺少赌性。” “企业家很难产生有公共价值的观念。”这也是吴晓波认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难以兼容的根源所在。“没有人天生就是企业家，但前提是他天生就具有赌徒素质。所以要想有判断力，必须学习管理技能，学会理性思考。”这也印证了彼德·德鲁克所说的“管理是门艺术”，企业家永远在和各种不确定性作斗争，判断力也好，前瞻性也罢，都是后天不断修炼的过程，最终变得成熟、理性。 只有在吴晓波的精神世界里，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可以兼容的。 “我和他们一样幸运，成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几年前，吴晓波采访过日本三洋的一位终身董事，他是当年与创始人井植熏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在珠江三角洲跑了一圈，接触了很多年轻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后，那位董事对吴晓波说道：“我喜欢中国的企业家，他们跟我们当年一样，很有战斗心。” “战斗心”这个词令他心生感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这样的用词，但我觉得它很贴切，似乎没有另一个词汇可以如此简捷地描绘出这一代中国企业家们的共性。” “他们成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有幸，记录了他们的成长。”这个“伟大的时代”让吴晓波变成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富翁，让他拥有众多的“波丝”，同时在物质上也收获不菲。 吴晓波曾将“40岁退休”列入自己的人生计划。1998年，他买下浙江淳安县千岛湖其中一个岛50年的租赁使用权。当上“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