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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格否认的刑法适用问题探析 　　公司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微观细胞，是构成单位犯罪的主要组织体态。刑法确立公司犯罪，是以承认公司具备团体性、独立人格性为前提的。“单位(法人)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整体，它具有自己的整体意志和行为，从而也具有自己的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然而，并非所有具有“公司”之名的组织体都具有刑法上的独立人格。由于我国刑法对公司犯罪有着明显的轻刑化的倾向，对公司犯罪的处罚尺度往往比同等的自然人犯罪要轻得多，造成近年来刑法学术界及司法实践界有公司犯罪向自然人犯罪回溯的倾向，公司人格的否认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运用，如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就体现了公司犯罪主体人格否认的精神。实践中，经常存在公司犯罪自然人化的情形包括虚设股东而成立的公司、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设立的公司、为违法犯罪目的而设立的公司等。然而有关刑法上的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蕴涵、制度选择及具体运用，并未形成一成熟的有机体系。故笔者拟在借鉴商法领域内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基础上，对公司犯罪主体人格否认的渊源、具体适用及限制作初步探讨。 　　一、公司犯罪人格否认的制度诱因 　　在我国刑法中，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尺度往往比同等的自然人犯罪要轻得多，这也是产生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制度诱因，具体表现为： 　　1、自然人构成犯罪的行为，公司不一定构成。如刑法第193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单位使用虚假手段获取贷款的，则不能构成此罪。 　　2、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处罚要轻于相应的自然人犯罪。如同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自然人的受贿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3、单位犯罪的起刑点要比相应的自然人犯罪要高。如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罪规定，单位偷逃应缴税额30万元才构成本罪，但自然人偷逃税额6万元即构成本罪。 　　4、对单位犯罪是不区分共同犯罪的，亦即对参与单位的犯罪的自然人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颁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法释[2003]31号)，“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既然对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意味着对单位犯罪内部的自然人不作为共同犯罪的认定。这导致了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追究范围，仅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就是说，参与单位犯罪的人员中，间接责任人员是无需负刑事责任的。而在自然人犯罪中，凡是参与犯罪的人员，都是共同犯罪人，都应当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刑法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处罚的差异性，是建立在公司具有团体性、独立人格性基础之上的。然而，并非所有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单位，都具有独立的人格，都能单独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这些单位如果再以单位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但有悖单位犯罪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常常有悖于罪刑均衡原则。应当否认单位在刑法上的人格，转而直接追究单位背后的、操纵单位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其他单位的刑事责任，亦即应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二、公司犯罪主体人格否认的法理渊源 　　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揭开公司面纱”或“直索责任”， 上世纪初美国率先创制，即在承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对特定的法律关系中的公司法人格的机能加以否认，直接追索公司背后股东的责任。它作为对以有限责任为中心的传统的公司法人制度的一种挑战，是以修正法人制度中事实上已经倾斜的天平为己任的。所以很快就为德、法、英等国所效法。尽管在我国现有的公司法律框架内尚未明确规定，但学术研究和审判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我国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现实意义。虽然公司法人格否认是从民商法的基础上沿革发展而来，但对刑法上公司犯罪制度的完善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因为刑法上公司犯罪制度的构建，也是以承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当出现使公司人格的独立性丧失的事由时，刑法理应可以仿效民商法中公司人格否认的思路，通过否认该公司作为刑法上的主体资格，转而追究公司背后的犯罪操纵者的刑事责任。并且这不是凭空而论，是有相应的理论支持的。 　　其一、公司人格的二元构造论，承认公司犯罪的前提，就是认为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刑法上公司人格的确立，需要具备二元构造：其一，要有公司法的人格，即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公司;其二、还要有刑法上的人格，能够具备独立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甚至是同一的，如依《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健全的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具有公司整体意志的形成能力和控制能力，其在具备第一层人格的同时也就具备了第二层的人格。但某些情况下，二者又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