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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及其权利冲突问题 　　　　　　　　 “ICC的建立象征并包含着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某种基本价值和期望，因此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　罗马外交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巴西奥尼 引言 人类社会建立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由来已久。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外交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投票的结果是120票赞成、7票反对（美国、中国、利比亚、伊拉克、以色列、卡塔尔、也门），23票弃权。此举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刑事法院（以下简称“ICC”）的诞生，其主要特点有：一是确立了普遍管辖权，实现对传统国际刑法的重大突破，二是使ICC独立于联合国安理会，不受其掌控。历经四年的努力，2002年7月1日，《罗马规约》终于正式生效。至2004年4月，《罗马规约》已有139个签署国和94份批准书，其国际影响日益壮大，不容忽视。而我国和美国、日本、印度等国至今尚未签署《罗马规约》。 在规约的缔结起草过程中，刑事管辖权一直是各国争议的焦点。基于法律文化观念的差异和在国际社会上追求权力的客观事实，各国所持态度不一，这导致规约中有关管辖权方面的许多条款，成为各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势必造成规定中存在不足和缺陷，这也是一些国家对规约投反对票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借鉴对规约持不同态度之学者的理论观点，探讨ICC管辖权与联合国安理会及本国法院管辖权的关系，并对我国至今未签署《罗马规约》的现状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刑事管辖权的演变及ICC强制管辖权的利蔽分析 在各国长期的司法实践基础上，国际法对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主要形成四种原则，即领土原则、国籍原则、保护性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1993年2月22日，针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普遍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设立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并通过了《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1994年11月8日，又成立了卢旺达刑事法庭，其规约基本上沿用了前南刑庭的内容。这两个规约创立了新的普遍管辖规则，即国际刑事法庭在没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行使管辖权，且这种管辖权优于本国的国内法院。这是一种性质独特的普遍管辖权，一方面，它是建立在传统意义的普遍管辖权基础上，又高于国内法院的一种普遍管辖权，另一方面，它建立在《联合国宪章》上，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是规约的当事国，自动接受法庭的管辖，即使是非会员国也必须遵守规约，从而使世界上不存在能够包庇罪犯的死角。 可见，在《罗马规约》之前，国际社会上通行的刑事管辖权基本上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不能超越国家而存在。但是，《罗马规约》对此进行了突破，不仅规定了强制性普遍管辖权，而且将其扩展至全球范围，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形成了强烈冲击。 强制管辖权又称排他管辖权或绝对管辖权，它是指国际审判机构对某种特定国际犯罪具有排他的管辖权。这种强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条款： 1、《罗马规约》第5条规定：ICC对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及侵略罪享有管辖权。这4种罪行是国际法上公认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但同时又是一国政府认可的行为。因此，如果一国政府支持某种严重的国际犯罪，它绝不可能将本国国民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审判。 2、第12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必须接受法院对管辖权内犯罪的管辖； 第13第第2、3款及第15条规定：对缔约国或非缔约国而言，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行事或检察官自行展开调查，都能够使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接受法院管辖。上述规定授予了ICC在一定条件下管辖不同意接受其管辖之非缔约国的规定，显然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司法主权。 在罗马外交会议上，美中等国提出：应当给国家选择ICC管辖的机会，特别是当各国对相关罪行存有争议的情况下，选择管辖应当是国家接受管辖的主要方式。然而，《罗马规约》最终采取了强硬态度，并作出了下述规定。 3、第120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对规约做出保留。 这种不以自愿接受管辖为基础的规定，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司法主权，因而遭到了中、美等国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国际法学界的热烈讨论。 持赞同意见国家居多数，以德国为例，根据现行的国际法，所有国家都可对种族灭绝行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行使普遍管辖权，而不用考虑罪犯的国籍、受害者的国籍和罪行发生地，换句话说，对上述特定犯罪，缔约国可以一种官方方式同意ICC行使管辖权，这表明ICC和缔约国一样有能力对这些罪行起诉，而不问拘留国、领土国或其他国家是否已接受了管辖。支持规约的学者也主张，每个缔约国从效果上都应当将其享有的普遍管辖权授予ICC行使。然而，这种理论面临两个困境，首先，《罗马规约》中所列的4种罪行并非全部属于各国普遍管辖的范围，其次，普遍管辖权是否具有可授予性仍存争议，有肯定和否定两派学说，因此，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