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选择.PDFVIP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选择 ——基于企业产权视角下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 一、引 言 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一般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三大部分。其中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实现预期目标，在实施货币政策 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手段和方法。与西方国家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制和单一 ① 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不同，作为一个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货 币政策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是盯住币值稳定目标，还要兼顾经济增长、充分就业、 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目标，因此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需要相对多样化的货币 政策工具储备以供选择和操作。目前，我国政策工具既包括存款准备金、公开市 ② 场操作、信贷额度等数量工具，也包括利率政策 这样的价格工具，货币政策处 于数量型工具调控和价格型工具调控并用，市场化和行政手段兼施的阶段。 在我国货币政策实际操作中，中央银行比较倚重数量型调控模式。2006-2008 年上半年从紧的宏观调控期间，央行先后 18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使用信贷 额度收紧货币供应量，而上调政策利率仅有8 次；2008 年下半年宽松的政策操作 中，虽然基准利率下调了5 次，而存款准备金率只下调了4 次，但起显著作用的 ③ 是2009 年的“天量”新增贷款 ；2010-2011 年3 季度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调控 中，央行先后 12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通过信贷额度控制使得新增贷款降至 2011 年的7.47 万亿，而加息只有5 次。2012 年以后，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央行 先后3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 次下调政策利率，在信贷额度控制下，更多的是 频繁、灵活的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比较于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我国央 行对价格型工具的使用无论在幅度还是频率上均远远落后于数量型工具。 随着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一些负面效应的后期显现，特别是2009 年底至2011 年通胀高企，实际利率陷入负区间，房地产价格飙升，2012 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局部地区金融风波，银行体系不良贷款隐忧浮现等种种问题，数量调控的有效性 ① 一些金融市场高度发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逐步实施通货膨胀目标 制，中央银行在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的同时，往往选择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并主要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来实现操作目标。 ② 贷款利率下限已于2013 年7 月20 日被取消，目前主要的价格工具为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存款利率上限一 般被认为是约束有效的，例如，2012 年央行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将基准 存款利率上浮到利率上限附近。而贷款利率下限在实际中大多约束无效。 ③ 2009 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59 万亿元，同比多增达4.69 万亿元，增速为31.7%，为1985 年以来最高。 和弊端由此成为争议的焦点。社会和学术界开始倾向认为央行应当更多的使用价 格工具。货币政策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数量派”和“价格派”之争再次成为热 点，争议背后的核心是：我国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 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对于不同的政策目标和经济金融环境，是否需要有针 对性的选取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 一国中央银行使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并不存在最优或 者普适的模式，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及经济主 ① 体对政策的敏感性等多种因素确定（周小川 2011 ）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寻找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微观经济主体反应、宏观经济表现的内在逻辑，为中央 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选择提供参考。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 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货币政策转向价格型调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货币政策的价格传导机制要顺畅有效。由于受制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经济环境 中非市场因素和市场因素并存的现象，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和传导具有 更特殊和复杂的微观基础。国有部门在经济活动中仍居于主导地位，与民营经济 完全的市场化运行不同，国有企业（包括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