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创作到文化建构-新加坡作家协会.docVIP

从文学创作到文化建构： 新华文学的文化属性与认同 许福吉 一、从身份认同、本土认同到多重认同意识 新加坡华文文学，是继承中华文学而衍生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一支，它不但融合了中华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精华，还形成了具有本土框架与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学特质。回顾新加坡历史，独立以来，移民、国家认同与文化属性，一直是新加坡华人急于探索的瞩目课题，从移民、乡社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到阶级身份认同等课题，一直不断被讨论， 也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看法。（王赓武2002）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与重建、南洋景观与都会图像，一直是新华作家书写的主题。不少作家借文学的象征意义，表现华社在语言和文化上所面临的危机意识，他们希望通过多元方式的阐释，建立一个结合本土、放眼环球的历史与文化认同的想象共同体。这种认同，是一种多重的身分认同，借此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相对于英文作家，当他们在创作时，往往不自觉地深感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认同于西方与殖民主义的文化属性。1 在认同概念与文化属性还不大为人们使用之前，南洋华人的认同意识基本上有两种：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与历史认同，可是到了后来，移民才渐渐地倾向于接受多重认同。（王润华 2002：239）以新加坡为例，不少华人发现，需要在同化与融合之间作出选择，这就需要对文化采取更为灵活与更高瞻远瞩的态度，亦需要一种新的华人文化认同。（王润华 2002：244）研究文化认同回归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体系认同，是通过历史与文化的统一要求，在社会中建构而成。2文学是文化和历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市的建构与形成，与她走过的历史、展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潜藏在语言、文字与意象之间的文学作品，是汇聚成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元素，一如脉搏在手腕律动，血液在体内循环不息。 本文尝试从本土的理论框架，进一步说明新华文学的文化属性。框架 (Framing)原是建筑学上所谓的构筑名称，或称框架构造（belfry），应用到文学作品的理论上， 与中国传统的义法说不谋而合。3爱德华塞依特（Edward Said) 在借框架构造来谈论英文文学的框架与建构时，特别使用重新建构（Configuration) 与改变构型（Transfiguration) 来说明文化属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爱德华塞依特认为：文学经验的重新建构与新文化的重新建构，是新文学创造的一个重要过程。(Said 1992) 新华文学作家的队伍壮大，有土生土长的老中青一代，也有不少最后选择在新加坡定居的南来作家。他们定居岛国，放眼世界，心怀寰宇，期盼通过文学笔调的关怀模式，对多元文化体系、社会环境变迁、都市意识形态，作出深切的回应和反思，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文精神，保持着作家一贯自身的人文尊严。4 二、从狮城、鱼尾狮到家在新加坡 独立前的新华文学作品，集中表现了南来移民寻找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属的意识；独立后的作品则流露出国家认同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少作家在作品中追寻美好家园，已渐渐摆脱移民的叙述母题，转向维系中华文化属性的课题，如文化情结、人文关怀、社会存亡、危机与矛盾等叙述策略。从铁戈《我们是谁》所呐喊：“我们是谁／我们是赤道的土地上／生长的孩子／我们是被镣铐锁住的苦难的人民”5到王昌伟的散文《结束》所说：我其实越来越不肯定，“国家”是不是组织人类社会的最佳形式，所以这与爱国无关，而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王昌伟2004）可看出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与叙述策略的不同。 开埠以来，新加坡就一直与南洋热带的浪漫文学有缘。传说在十三世纪，沙尼拉乌他马王子到新加坡岛旅游，他惊奇地发现了岛上一只浑身红色的狮子，于是他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新加坡拉”，意思是“狮城”，开启了传说与神话之旅。在作家的文学想象中，南洋早期的新加坡渔民，一直是海盗的窝巢居民，他们以杀人和杀鱼过日子，海洋是他们又恨又爱的伴侣，他们经常利用这小岛平分赃物，直到苏门答腊(Sumatra)王子来了以后，才改变他们的漂泊生活。长风阁在他的散文《狮子城身世掠影》中，描写了神秘的狮子城人民的生活： 老人家们煞有其事地回忆说，有个苏门答腊(Sumatra)王子在淡马锡看见一只异兽。手下告诉王子，那兽是一只狮子。于是，狮子有幸成为十二世纪这栖于太平洋的岛屿的名字：新加坡拉（Singapura - “Singa”是“狮子”，“Pura”为“城”之意）。接着王子便在岛上建立起新加坡王国(Kingdom of Singapore)。（长风阁2001） 在这篇散文中，长风阁赋予狮子华族文化的属性，认为要不是这狮子承传了中华文化中吉祥物的历史缘起，恐怕会因为民族文化的敏感而引起争端，甚至担心民俗文化会在狮城消失，长风阁说： 要不是承传了狮子为吉祥物这个历史的缘起，恐怕因民族文化敏感症所可能引起的争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