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临终关怀事业的兴起与特色-正版》.docVIP

大陆临终关怀事业的兴起与特色 崔以泰* 摘 要 中国大陆的临终关怀事业，从1988年7月由我任主任的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的成立作为开始。它是从对4250人「国人对死亡和濒临死亡的态度」调查研究起步。起初10年在医疗机构中设临终关怀病区为主要形式。由于李嘉诚基金的捐资，掀起了对贫困的癌症病人免费家居服务的新潮。临终关怀事业在大陆已有良好开端，但仍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临终关怀 兴起 特色 「临终关怀」译自英文Hospice Care ,Hospice的原意仅为「朝圣者的驿站」。中世纪的Hospice机构多隶属于宗教团体，是一种慈善服务机构。1967年7月英国女医生西赛莉．桑德斯博士（Dr. Cicile Saunders），在伦敦创建了世界第一家现代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Sant Christopher’s Hospice），标志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开始。继英国之后，美国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展临终关怀服务。近年来，临终关怀运动在全世界又有了长足发展，成功为社会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8年5月，当时任美国俄拉荷马大学副校长，天津市高教局顾问的黄天中博士访问天津医学院时，我作为学院的副院长与黄博士商讨并决定合作研究临终关怀课题。并于同年7月成立了「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主任职务，黄天中博士和天津医学院的院长吴咸中院士任名誉主任。它是中国大陆正式成立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1990年又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中心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一届临终关怀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届海峡两岸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四届全国性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我均担任大会主席。我们还出版了《临终关怀学》、《中国临终关怀研究》等5本专著和十期《临终关怀杂志》。已发表的临终关怀研究论文数千篇，仅1991年在天津举办的「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就收到国内的论文1364篇。 从调查研究到临床实验 大陆的临终事业是从调查研究工作起步的，有别于其它国家是从临床实验开始的。 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后，从1988年8月到1991年12月，先后对上海市1025名居民和天津市1272名居民，承德市郊头沟乡211名居民，天津市区289名天主教徒，河北省献县张庄400名天主教徒，天津市与唐山市1053名大学生，总共4250人，就「对死亡和濒死的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而较为系统地了解不同群体对死亡和濒死态度的异同，为更好地发展对国人临终患者的合理关怀，发展死亡教育提供客观依据。 调查研究发现： 家庭中谈到死亡时的情况，城乡居民组与农村教徒组有明显的差异。 城乡居民组谈论时感到不舒服、尽量避免谈和从未谈起的人群占52.21﹪；而农村教徒只有4.25﹪。 城乡居民组公开谈论死亡的有36.58﹪的人群；而农村教徒组高达95﹪。 死亡观的明显差异 城乡居民组相信生命永存的只有2.95﹪；而城乡教徒组高达94.17﹪。 城乡居民组不相信生命永存的高达57.4﹪；而城乡教徒组只占2.08﹪。 联想到死亡时感觉的明显差异 城乡居民组对死亡恐惧的占18﹪；而城乡教徒组只占1.6﹪。 城乡居民组对死亡抱喜悦态度的只占2.4﹪；而城乡教徒组高达81﹪。 面临死亡最关心的事情 各组对家人责任未完成都有相当人群表示关注，平均占22﹪。 认为死亡可能很痛苦的在城乡居民组占13.11﹪；而在城乡教徒组只有0.69﹪。 对自杀态度的差异 认为任何情况下都应防止的城乡居民组占55.2﹪；城乡教徒组高达91.6﹪；大学生组占24.12﹪。 认为不要防止的城乡居民组占15.81﹪；城乡教徒组只占1.21﹪；大学生组竟高达20.23﹪。 对垂危患者的态度中 认为不应继续维持「植物人」生命的，城乡居民组占12.36﹪；城乡教徒组占3.9﹪；大学生组竟高达39.79﹪。 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不同人群对待死亡和濒临死亡态度的差异，对做好临终关怀工作，特别对进行「死亡教育」和「心理咨询」都会加强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的临终关怀工作是从1988年8月从调查研究起步，从1990年才开始了临终关怀工作的临床实验。 开始十年在医疗机构中设病区为主要形式 世界上临终关怀临床机构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设临终关怀院，像英国伦敦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加拿大多伦多的艾滋病患者的临终关怀院、香港的白普理疗养中心等。第二种形式为家居服务，即家庭病床，美国加拿大主要是这种形式，在临终关怀中心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人员、志愿者（义工），有组织地每人负责若干居家的临终患者，定期巡诊送药。第三种形式是在医院或护理院中设病区。在中国大陆临终关怀事业发展以来的前十年，都是以这种形式进行工作的。如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开设的「内科五组病房」，后改名为「中西结合病房」，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