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过渡时代的清末新政与经济变革.doc

　　浅析过渡时代的清末新政与经济变革 浅析过渡时代的清末新政与经济变革 导读： 摘要：在梁启超看来，作为过渡时代的晚清时期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清末新政因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尤其在金融经济方面颇多更张，力图建立现代化的金融市场。招商局、商部的建立，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给晚清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但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清末时期的经济变革加速了中国金融为外国资本垄断的进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过渡时代；清末新政；经济变革；商部；新式银行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皇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曰：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夜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 　　……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1]P273 　　一、上谕与新政之始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庚子年，是清末政局转变的关键时刻。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城，慈禧太后被迫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史书谓之“西狩”。上面所引乃是慈禧太后在前往西安途中借光绪帝之口发布的变法上谕。上谕坦承，朝廷内外政策之失乃是导致丧权辱国的主要理由。谕旨向中外昭示了不变法无以图存的严峻形势，对国家积弱不振感到痛心疾首。上谕也表达了皇太后、皇上与民更始，急于改革以洗刷国耻的愿望。在改革的理由上，上谕要求力图从制度和人事两方面着手，既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人尽其用，各司其职；又要在用人上不拘一格，量才授职，不因小过而计较改革人才的使用。[2]P2 　　实际上，这一上谕是晚清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得来的教训，来得弥足珍贵。为了推行新政，“务在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1]P363清廷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为了“提纲挈领”，清廷设立政务处作为“统汇之区”。从以上可以看出，晚清政府在如何开展新政理由上是十分谨慎和敏感的，因为此次改革毕竟涉及到皇权统治的延续和形式的更张。 　　此时此刻国内外形势的险恶也加剧了晚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紧张，为这个王朝带来了危机，也带来了改革的契机。梁启超认为，1900年前后的中国处在“过渡时代”。过渡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危机的时代。 　　基于如此的情势，清廷 和地方政府在新政伊始都非常谨慎，担心国家政治的转型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桑兵教授指出，（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绝非如此简单，至少应该考虑到：1.中国固有的知识和制度体系的渊源、变化和状况。2.外来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具体形态及其进入中国的过程、样式。3.中国人如何接受外来的知识和制度，外来知识及制度如何与中国固有的知识和制度发生联系。4.在上述过程中，本土和外来的知识和制度如何产生变异，形成怎样的新形态。5.这些变异对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制约性影响。[3]P9 　　如此复杂的情势让新政的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举凡内政外交，尤其是关系到地方利益的时候，地方政府比 政府更加保守。在此情境下，督办政务处议定了《开办规条》，力图对政务处的组织结构、职权范围和变法方针进行总体性的规定。尤其是变法大纲的发布，对于新政的开局十分重要。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的领导机构，在政治改革中理应起到表率的作用，“破除陋习，先自政务处始”。新政之初，各省督抚大多持观望迁延态度，经督办政务处屡次催促，始敢倡言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