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电视媒体的法理基础及其文化品性.doc

　　关于公共电视媒体的法理基础及其文化品性 关于公共电视媒体的法理基础及其文化品性 导读：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西欧、美国和中国公共电视媒体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文化特性，提出中外公共电视媒体的共同文化特性主要包括知识教育性、文化多样性、文化服务性、文化参与性。在培育受众文化需求方面，根据公共电视媒体的文化品性，探讨了公共电视媒体如何达到“刺激—不满足”受众文化需求的平衡。　　【关键词】公共电视媒体 【摘要】公共电视媒体具有公共性、公益性、服务性、独立性、非商业性的基本特征。它在构建大众文化的同时，赋予了自己基本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功能，西欧、美国和中国公共电视媒体产生和存在的法理基础不同，他们的基本文化特性也有所不同。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西欧、美国和中国公共电视媒体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文化特性，提出中外公共电视媒体的共同文化特性主要包括知识教育性、文化多样性、文化服务性、文化参与性。在培育受众文化需求方面，根据公共电视媒体的文化品性，探讨了公共电视媒体如何达到“刺激—不满足”受众文化需求的平衡。 　　【关键词】公共电视媒体；基本特征；法理基础；文化特性；文化需求平衡 　　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将公共广播电视归纳出七个特征：服务的普遍性、内容的多样性、编辑的独立性、社会责任至上、高质独特的文化内容、公共财政、经营的非营利性。[1]其中前五项与培养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尽管国内外的公共电视发展目前状况不尽相同，然而大家对公共电视在培养公民文化需求和文化素养方面的重要功能是达成共识的。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美国卡耐基基金会有一份报告称：“公共电视是独具特色的对文化、艺术和社会进行分析的实验室。公共电视要推动公众对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理解；推动公众对于普通民众的理解，使公民变得更勇敢，更具有人文素养。”[2]中国学者吕书练在《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一文中也提到：“公共电视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节目为主的，节目内容一方面要反映本土文化身份，另一方面要兼顾多元文化和少数族群，是为了满足公民的需要，而非迎合顾客的喜好。”[3] 　　由此可见，公共电视媒体在构建大众文化的同时，赋予了自己基本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功能，本文拟从西欧、美国和中国公共电视媒体产生和存在的法理基础及其基本特性入手，来探讨其共同的文化特性。 　　一、西欧公共电视媒体产生的法理基础及其主要特质 　　作为公共媒体的一部分，公共电视的兴起和发展是基于西欧的“公共领域”和美国的“市场失灵”的法理基础之上的。公共领域包括公共空间、公共舆论、公共意见、公共治理等从属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综合概念，具有公共性、独立性（偏重于独立于政府或强有力的组织、集团等）、开放性和异质性（公共领域混入诸多异质性，并不是均质的空间，而是异质混合的空间）、非排除性的内涵。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德国学者尤根·哈贝马斯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诠释了公共领域的内涵。他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4]。哈氏从政治的角度强调公共媒介（或称公共机构）。他指出：“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理由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恰好是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对手。”[5]125他还强调公共媒介、国家权力的公益性特征，认为“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就是“提供所有合法公民的公共利益”[5]125，而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共享性、集体性和抽象（广泛作用上的社会群体成员而非具体的个人或个人之间）的一致性。正如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所云：“公众表明什么是应该公开的而不是限于少数人的，什么是自由接触而不是私有的渠道和所有权，什么是集体和普遍的而不是私人的和个人的。”[6]德国学者阿尔弗莱德·弗得罗斯认为，基于法律作用上的公共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的利益的总和，也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而这种合作极为必要，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通过努力和劳动而能够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进而使之与人之个性的尊严相一致。”[7]就 政治的视角而言，电视媒体的公共利益性在于：一是给予充分、合理的节目时间，对公共理由进行报道；二是提供各种展示不同观点的机会，以公正报道有争议性的理由。[8]111 　　西欧较早的公共广播电视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BBC以西方资本主义 制度和公共领域理论为自己的价值理念，一开始便定位于“公共服务广播”，倾向于播放多元化的电视节目，强调信息传播、知识教育和娱乐功能。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