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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 ——对中国1954~200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学术界和现实各国的极大关注和长久争论。本论文以中国为案例对1954-200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文章在利用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对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应用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1954-200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长期的均衡关系；1980-2000年样本区间内则存在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在这一区间内，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国防支出经济增长协整因果关系 一、引言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尽管如此，因为它关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这两大核心问题，这一命题仍然象谜一样吸引着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探索。虽然建国以来，中国国防支出从总体上看，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但这一支出仍然占到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8%左右，是国家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长期处在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中、面临各种挑战的国家来说，如何正确评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在经济和国防发展中时时要面对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论文以建国后可以获得的数据区间即1954-2000年为研究的基本样本空间，对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性研究。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的视角对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已有的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三部分对所使用的模型、变量和数据进行介绍；第四部分应用上述模型对样本区间内的数据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第五部分给出一个简要的结论。二、理论回顾 对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争论引发了对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新古典模型、凯恩斯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外部性模型都曾经各领风骚。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计量经济学家（Clive W.J.Granger）提出的基于平稳时间序列的因果检验方法，通过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对传统的研究进行了修正，由于其分析的细致和严谨性受到国防经济学界的普遍接受，成为这一领域实证分析的主流研究工具。 约尔丁（Joerding，1986(）利用57个欠发达国家1962-1977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因果检验方法对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对国防支出有因果决定关系，但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却没有因果决定关系。乔杜里（Chowdhury，1991(）对55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后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国防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没有因果关系。相反，LaCivita和Frederiksen（1991(）对61个欠发达国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后却发现所研究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受原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的制约，上述的经验研究也主要局限在两个变量之间短期的动态估计，而缺乏对长期均衡状态的研究。近年来协整、误差修正模型（ECM）等计量经济分析的发展，为单整变量的长周期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利用这些研究方法Payne Ross（1992(）对美国，Kollias（1995）对希腊，Madden Haslehurst（1995(）对澳大利亚，Kollias Makrydakis（1997）对土耳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当中，双向因果关系、单向因果关系和无因果关系的结论都曾经出现过，正因为其缺乏统一的结果，所以简单说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能并不准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样本选择的时期等有关（Kollias，Naxakis Zarangas，2004）。 有关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研究方面的文献还很少。胡鞍钢（2003，2005）、陈渤（2002）、陈波（2004）曾分别利用外部性模型、费得尔—拉姆模型、供给-需求模型等分别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过研究。国际上，Tsangyao Chang（2001）曾利用因果分析方法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中国内地、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情况作过分析，但其分析的数据基础并不可靠。Chen（1993）的研究认为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Maish（1997(）等人却发现中国的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可能主要是由于选取样本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定性论述，还没有看到因果分析方面规范的实证研究。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检验。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