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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与人类的关系 家养动物有史以来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的，迄今世界各国仍一直在寻求和培育新的驯养品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以鸟类而论，除了家鸡、家鸭、鹅、火鸡、珠鸡、鹌鹑等是早已从野生原祖驯化而来的以外，近年来大量引入我国并广泛饲养作为肉、蛋、皮革及羽用的鸵鸟、孔雀、环颈雉以及“美国鹧鸪”（实为原产欧、亚大陆的石鸡）等，都是近几十年培育出的新家禽品种。探求将有巨大经济价值和驯养繁殖前景的野生动物变为家养，具有广阔的前景，也是保护和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一种途径，需要有大量动物学家来从事这项研究。至于家禽品种的进一步培育和饲养增殖，则是遗传学家和农学家的主要任务。这里仅就野生鸟类与人类的关系作些介绍。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我国是最早缔约国之一，承担了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义务，其中当然包括野生动物。这实质上是人们对野生动物“利”与“害”认识方面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历史发展看，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和深化的。早期人们考虑野生动物的益和害时，视野比较狭窄，往往只是看到与人类的直接利害，例如食用价值高不高，是吃害虫还是吃庄稼，是否传播疾病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不仅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要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的科学研究，而且当把一个物种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成员来加以考虑时，就会知道我们对所面临的问题了解得太少，有些只是皮毛，还有许多工作去做。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对野生动物、特别是目前尚缺乏全面认识的绝大多数野生动物，要妥善地加以保护，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合理的持续利用。对于局部地区和时间内造成危害的动物，要在科学指导下进行适当的控制。“引入”或“消灭”一个物种，要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 　　保护的目的在于利用，在使生态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的、健康的良性物质循环的基础上，要合理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动物资源。取用那些有经济价值的、每年通过繁殖而增长的种群中的剩余部分资源。否则让其自生自灭也是一种浪费。鸟类在动物类群中是益处极大、害处极小的一个类群，除了所提供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外，它在科学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重要贡献。生物进化理论以及许多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理论，都是首先从鸟类学研究中揭示并进而在其他类群中得到验证的。鸟类在城市园林中的点缀及其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贡献，更是众所周知的。因而“爱鸟”和“观鸟”早已成为先进国家的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 　　鸟类与人的直接利害关系主要有： 　　一、鸟类的捕食作用 　　　　 90%以上，所残留的个体会通过繁殖而迅速地恢复到原有水平。 　　20％～65％幼虫被鸟捕食，而在害虫大发生时仅被捕食3.5％～7.0％。我国浙江马尾松人工林内的大山雀对松毛虫的捕食，在一般年景为4.71％～22.19％，而在松毛虫大暴发的年份仅为 0.22％，降低 20倍。这主要是由于食虫鸟类种群数量的增长远远低于害虫的增长。尽管已知某些鸟类在猎物丰盛的年份可以借提高繁殖力以扩大种群，但与其猎物的增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有人计算在美国某林区的卷叶蛾大发生年份，其种群数量增大 8 000倍，而对此反应最强的栗胸林莺仅增加12倍。当然，在自然界捕食某种害虫的不止一种鸟类。由于食虫鸟类的种类多、分布广，其对害虫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在维持正常年景下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在林业经营中企图单纯靠鸟类去控制虫害是不现实的。这特别是由于大多数人工林以幼林居多、林型单一，其所吸引和栖居的鸟类本来就十分稀少。所以在森林害虫的防治工作中应提倡综合防治的策略，即：发展低成本的高效、无残毒化学杀虫剂，利用多种天敌生物（病毒病原体、真菌、捕食及寄生性昆虫、食虫鸟类等）以及林型的合理配制。任何单一的防治方法均有其局限性。 　　 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1991年以来每年开展“爱鸟周”活动以来，已经收到了相当显著的效果。 　　90％以上被麻雀所侵占。所以在城市园林地区悬挂人工巢箱主要更应着眼于通过这些活动对青少年以及社会风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是很恰当的。一些宣传媒介所谓的某城市公园通过“招鸟工程”使鸟类在几年内“增加了17倍”的报道，就是对上述常识缺乏了解的一种浮夸风。 　　我国近年广为兴起的“驯鸟放飞捉虫”活动，也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对群众性爱鸟热情的误导。首先，所驯养的灰喜鹊、红嘴蓝鹊等并不是典型食虫鸟，而是杂食性鸟类；其次，这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作法既耗费人力、物力，又易造成在饲养中的死亡；而且在现场放飞时，放飞人员所能达到的地点极为有限，有限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也是有限的。“哨声一响就回笼”的原因就在于笼内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