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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比喻、论证和困境 　　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 在他使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出得到最大的价值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 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对不是 他个人所追求的东西。 　　——亚当·斯密 　　亚当·期密使得商业的实践准则达到一种神学的境界。 　　——哈罗德·拉斯基 　　本书是对“看不见的手”范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方面的研究。进行这项研 究的初始动机取决于我对当代社会中两类事件的思考。 　　一类事件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等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在那里，私有化在经济转 轨进程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加强“预算约束”是私有化 的关键理论基础。在这些国家中，传统的国有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经营，它们 可以把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他人，尤其是转嫁给国家。因此，这些企业没有责任 感，没有效率，更严重的是软预算约束使得它们可以逃避其不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由此看来，“废除软预算约束”成为学院文献以及有关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经济转 轨问题的新闻报告中最常见的口号便不足为奇了。 　　另一类事件则发生在美国。这类事件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历时一个世纪之 久的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正在受到冲击，原因在于它使得公司从事高风险活动并将 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转嫁给他人，包括贷款人和消费者。1980 年，美国国会颁布 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 Enviromental Response, Compeosation and Liability Act）。这一法案赋与一系列“责任方”“严格 的责任”，以令他们负担清除环境中的有害废物的成本。法院里关于“刺破公司有 限责任的面纱”的案例不断增多，这意味着股东应该对比他们投入更多的财务损失 负责任。1991 年，两位著名的公司法教授，耶鲁大学的享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 和哈佛大学的Reinier Kraakman 提出一次性废除公司有限责任，重新 采纳公司“无限责任”机制（Hansmann 和Kraakman, 1991）。 　　第二，80 年代末，储蓄和贷款协会(Savings$Loans) 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经 济。很多人开始责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该公司是按1933 年颁布的银行 法所成立。由于有存款保险，银行就有了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动机，他们可以把风险 损失的成本外部化，即直接转嫁给FDIC，但最终一般还是由公众来承担的。由于储 蓄和贷款协会危机的影响，一些经济学重新恢复了对F·哈耶克（F.Hayek）在1974 年提出的取缔中央银行建议的兴趣。哈耶克认为，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是 导致危机的根源，因为它使得银行有可能把风险外部化。哈耶克及期跟随者认为，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货币非国家化”，即回到18-19 世纪时期的“自由金融” 状态（哈耶克，1974 年）。 　　第三，美国《破产法》的第十一章受到攻击。1992 年3 月8 日《纽约时报》 上的一篇文章题名为“是废弃第十一章的时候了”。第十一章对破产的有关规定使 公司可以进行破产“重组”而不必进行“清算”，重组也不再是对公司不良经营的 惩罚措施。借用阿克洛夫和罗莫尔（G·Akerlof 和P·Romer）的话来说，第十一 章赋予的公司重组权导致很多公司倾向于为“获利而破产”。第十一章的存在鼓励 大量的经营状况不好的公司把其成本转嫁给贷款者。布莱迪（Michael Bradley） 和罗森茨韦（Michael Rosenxweig）这两位密执安大学的教授，在1992 年发表了 他们针对破产法第十一章导致的净社会损失所进行的经济研究，由此引起了公众对 是否应废弃第十一章的争论。很多“法律和经济学”学者都一致认为应该完全废弃 第十一章，只维持“清算式”（即美国《破产法》第七章）的破产模式。 　　对任何人来说，上述发生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的两类事件的相似性是显见 的，即它们都在努力取消对公司的“软预算约束”。尽管两类事件存在某种程度上 的不同，但它们却是有相同的质的特征。制造“软预算约束”这个词的科尔内（ Janos Kornai），把这个词定义为“成本外部化”，也就是说企业“希望其他机 构来承担其成本。”（Kornai,1986 ） 　　激发这两类事件的理想是达到“硬预算约束”，即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自负盈亏。 这种理想直觉看来很有吸引力。实际上，这只对著名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论证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如果公司或是个人都追求其自身的利益，并且不把自己的 成本外部化，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更好起来。其实，亚当·斯密在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