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国际私法探究上海得天独厚.docVIP

丁伟:国际私法探究上海得天独厚丁伟，1958年1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第三届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首届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等称号。 “小时候印象深的就是读书。我们这批人做学生的时候和现在的学生不同，那时候的特点就是文学方面的知识比较贫乏，因为过去教科书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 老师您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成长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您能谈谈你那个时候的经历么？ 丁伟教授（以下简称“丁”）：我对当时的印象很深。“文革”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比较大。“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已经识字看书，基本上是看长篇小说。有些字不认识，我就用那种小的《新华字典》，一边查字典一边看书，翻得很慢，偷偷摸摸地看《林海雪原》、《红岩》，这些书在当时被视为“毒草”。我是1972年上中学的，当时我家离图书馆很近，基本上我没事就去，和图书管理员都很熟，还书也比较自觉。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次，要闭馆了，图书管理员看到我这个小青年很好学，就关照说，我们锁门了，你就在里面看吧！ 记：是什么因素使得您在1979年报考了华政的法律系？ 丁：当时华东政法学院，就法学专业，没有国际法专业，进去读了两年后，才分了专业。我们这届开始，当时领导说，一个法学专业，大了点，分了四个专业，其中一个是国际法。 当时，日本一部电影叫做《追捕》，高仓健主演，讲一个检察官的故事，我对此印象很深，再加上要恢复法治，所以，我对法律挺有兴趣。我第一志愿就是华政。 记：您在华东政法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学生生涯，能说说让您印象最深的老师和学生么？ 丁：我对一个老师印象很深，朱华荣老师。当时国家只有七部法，而刑法体系比较全。我们上《刑法》课，当时，一届300个学生，分两个班，其中一个班是苏惠渔老师上，另一个是朱华荣老师上。他们是两种授课风格。苏惠渔老师条例非常清晰，像朗诵一样，很适合记笔记。朱华荣老师是不修边幅，衣服穿得不是很整齐，每次都是铃响了匆匆忙忙跑进来。人非常风趣，一口四川话。当时，很多学生说他不认真，不备课。但我认为他是别有风格。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问不倒，课后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学生提的问题，都难不倒他。所以，我对朱华荣老师印象非常深，他善于融会贯通。 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位老师，已经去世了，叫陈雍，是国际法教研室的副主任，年纪比较大。他曾经被划为右派，文笔非常好，出生在名门世家，四伯父是陈宝琛，是宣统皇帝的老师。我本科三四年级就开始写论文，经常是他有什么思路跟我讲，我动作很快，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当时的理论刊物也少，容量也小，一篇论文大概三四千字。他对我的文笔也比较放心，基本都不改。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应该多去城隍庙看看，城隍庙的豫园是典型的亭台楼阁，非常精致，往往一个走廊，走了十几米，山穷水尽了，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天地。你写文章也应该这样，高潮迭起，层层相扣，曲径通幽，最后达到高潮。所以，我对这个老师印象很深。 我印象比较深的同学是曹建明，倒不是因为他现在当大官了，其实，他很不容易，也没有什么背景，完全靠自己奋斗，华政出这样一个人物，非常不容易。他的格言是：有1%的可能，就要100%努力。所以，这句话我印象很深。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国际私法？因为这是一个方法论、技术性、技巧性较强的专业领域。同样一个案件，你采用不同的技巧，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记：您的国际经济法专业方向是否在大学期间就定下来了？ 丁：当时就叫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的分支，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慢慢形成的新的分支，不是独立的学科。国际法是调整两块，公法、私法。投资金融一部分表现为平等主体之间金融证券、金融买卖，这是属于国际私法。但国家对于金融的监管属于公法性质，所以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法律从其起源和发展来看，首先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分出国际私法。所以，国际公法相对而言，比较宏观，往往是国家间的关系，受特定时间、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较大。相对而言，上海地区搞公法研究没有太大的优势，北京比较适合。上海主要从事的是国际私法研究。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国际私法？因为这是一个方法论、技术性、技巧性较强的专业领域。同样一个案件，你采用不同的技巧，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如管辖权的问题，由哪个国家管辖，适用哪个法，由国际法确定。这些都是国际私法。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国际民法案件都在上海，国际私法的研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有上海的特色，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解决司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