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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正义、社区赋权与城市更新范式的社会形塑邓智团（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200020）【摘要】本文提出了城市更新范式社会形塑的理论逻辑框架：“空间正义（原因）—社区赋权（过程）—政策悖论（绩效）”。研究表明：（1）对空间正义的追求是城市更新范式变革的本质原因；（2）社区赋权作为推动城市更新范式变革的关键途径，通过社区组织或社区个体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3）社区赋权的绩效依赖社会自治土壤，可能导致政策悖论，需要审慎选择推进时机与力度。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更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关键词】空间正义；社区赋权；政策悖论；城市更新范式；社会形塑【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引言我国城市的大发展肇始于改革开放，以两种方式快速推进：规模上城市外部空间的扩张膨胀与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改造。然而，由于城市更新的动力机制不合理、相关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城市更新价值观的贫乏，使得我国的城市更新活动大多被异化为以房地产为驱动力的“空间谋利”的代名词[1][2]，城市更新所推动的城市空间再生产演变成为权力资本联合体推动空间价值再创造、集中和剥夺空间剩余价值的工具。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是在过往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追求效率和经济增长等目标主张占主导的背景下，权力资本联合体降低了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导致了社会正义主张的缺失。[3]城市的发展实质就是各种形式空间的“生产（规模扩张）”与“再生产（改造更新）”，是空间资源的生产与分配，从这个层面来看，社会正义的空间表达必然应是城市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他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4]从20世纪中期开始，对“社会空间”的关注在学术界开始兴起，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社会辩证法获得了较多的关注，“社会空间”的研究被城市社会学视作重视城市社会不平等研究的重要体现[5]，对城市中“社会空间正义与空间秩序”的关心和研究，甚至被视作是城市科学研究领域的“道德进步”[6]。作为对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视角认为，城市发展是不同阶层与群体对空间资源进行冲突与争夺的过程，对空间的占有和利用是城市经济过程的重要动力也是阶级分化的重要原因[7]。而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是由境况较好的社会成员完成的，弱势群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8]。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社区赋权作为发挥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力，已成为理解和认识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政策，如城市更新政策的关键范畴。可以确定的是，社区赋权正推动城市更新范式的变革，原本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范式开始转变为上下结合的城市更新范式，在这一被社会力量作用的新范式中第三方和社区对城市更新过程的影响显现出来，促进了政府公权（上层）和社区民意（下层）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促进了城市空间或基层社区的福利改善，作为解决空间正义的关键路径得以推广。基于此，为理解城市更新范式的社会形塑（社会力量推动变革）过程，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第一，是什么因素推动城市更新范式强化对社区民意的重视（原因是什么）？第二，城市更新政策的制定与更新的实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过程怎样）？第三，城市更新范式改变对城市更新带来怎样的影响（绩效如何）？因此，本文将基于此，构建一个揭示城市更新范式社会形塑过程的理论架构：原因、过程和绩效，以期更好地理解城市更新范式变迁的特征与规律，为当前我国的城市更新提供好的参考借鉴。1城市更新范式社会形塑的理论架构 本文借鉴“科学范式”[9]、“区域创新范式”[10]和理论范式[11]等理论来理解城市更新范式及变革机理。城市更新范式是指在某一个区域内，政府管理者、企业开发者和社区参与者等城市更新参与主体在城市更新的政策制定与城市更新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观念、感知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方法等所形成的稳定模式。一般而言，城市更新行动主体为规避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这种机制积淀为一种惯性模式或者说路径依赖，而这种一段时间内的惯性模式就会逐步演变成一种新的城市更新范式。这个演变过程，也即城市更新范式变迁的核心便是“新”机制萌生、扩散和稳定化的过程，可以将城市更新范式的形成划分为“稳定——反常积累——实验——权威的破灭——争议——新范式的制度化”等几个阶段[10][12]。而城市更新范式的变迁——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到“上下结合”的政府与社区协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逻辑：空间正义（原因）——社区赋权（过程）——政策悖论（绩效），一旦新的城市更新机制被社会认可并得到扩散，则会形成新的城市更新范式（如图1所示）。图l 城市更新范式社会形塑的理论逻辑架构资料来源：根据王程韡等（2008）、邓智团（2010）修改绘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