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一些思考.docVIP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本文不是一篇有关中国法学教育的学术论文，只是记录下来笔者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按照古人的观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笔者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从事的律师业务大多是涉外法律业务。法学教育这个问题本不是我所应考虑的问题。去年我在执业之余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国际法学硕士学位课程(international LLM Program)的联合导师,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等法律院系举办有关法律学习和法律职业规划的讲座。在和法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交流过程中，开始从学生和老师的角度去思考法律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问题，并使我逐渐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另一方面，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每天接到大量的法学院毕业生的求职简历。经过与中国法学院的一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并且阅读了有关中国法学教育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本文中将被援引)，笔者产生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都是真诚的，意欲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并将笔者的初步看法提出，供那些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老师和领导者参考。如能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有所裨益，笔者将万分欣慰。 　　本文只是讨论法学院的教育问题。对于法律教育(legal education)一词，似乎其涵盖的内容较广，可能除了法学院的教育外，还包括律师事务所里对实习律师的培训以及法律继续教育(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甚至还包括政府部门组织的、针对大众的各种普法教育。国内大多数学者称法学院的教育为“法学教育”。根据一种似乎普遍接受的定义，法学教育一般指就读于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且这种教育不是仅讲法条，还需要进行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探讨。由于本文谈论的是法学院的教育，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沿用“法学教育”一词。 　　对于法学教育的问题，笔者将立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现实，以中美法学教育对比的视角，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从下面几个方面对法学教育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1)法学教育的宗旨(即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2)法学教育的内容(即教什么的问题);(3)法学教育的方法(即如何教的问题)。基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笔者将提出一些有关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 　　一、 有关法学教育的两个前提 　　在讨论法学院的教育之前，笔者先提出两个前提性问题。 　　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学院?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需求有没有关系?法学院的教育是否应该以培养法律的理论人才(即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法学家或法律学者)为主?法学教育是否是一种脱离我国法律现实的一种法学教育? 　　在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开始，法学教育就与法律职业相关联。正如梅因指出，法学一度独占了罗马共和国的“集体智力”，法律职业吸引了众多睿智之士。除军事生涯外，习法是通向财富、名誉和权势的主要途径。因此，法律学校遍布罗马社会。 当时的法律职业有：法律顾问(jurisconsultus)、辩护人(orator)和诉讼代理人(procurator)。 但是到了中世纪，欧陆的法学教育却完全脱离了法律职业的需要，成为与法律现状不相关的一种纯学术和理论的研习。美国学者沃森和伯尔曼都注意到，中世纪的法学教育完全脱离所在地的法律而自成一体。在11世纪到13世纪的波伦亚法学院，罗马法教授们讲授的法律“完全是无国界的、永恒的;他们对于本地的法律、本地法律家所关心的问题，或许根本不屑一顾。……教室里的罗马法远离各国法院的实践。” 然而，这种法学教育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法学教育也就不再继续了。方流芳教授指出，脱离本国法律的大学法律教育毕竟是一种例外情况，它短暂的历史似乎应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强大影响和欧洲封建政权分散、松懈、多元化的特殊背景中得到解释。他说到，如果说，罗马法在11世纪的传播是法律普适主义在法学教育领域的全面胜利，那么，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胜利已是不可再现的历史。 　　实际上，有一种说法是，在美国的历史上，最初从事律师的人大都是在其殖民地宗主国英国接受的法学教育，美国本土并没有正统的法学教育。有些法律教育是由律师事务所开展的一种法律职业教育，后来才出现专门的法学院把培养律师的工作接过来，成为正统的法学教育机构。在英国，律师的职业教育最初是由律师行会进行的。设立于14世纪之初的伦敦律师会馆(Inns of Court)颇能反映法律教育机构的行会性质。伦敦律师会馆在独揽律师资格授予权的同时，又对所有想要取得律师资格的人进行培训。只有经过伦敦律师会馆培训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律师资格。 　　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和美国，其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与法律职业关系密切，而不是单独脱离法律职业、与其不相关的一种法学教育。以美国哈佛法学院为例，这所法学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心之一，对解决很多世界性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做出了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