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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文化与华夷五方格局嬗变 历史考古论文 华夷五方格局历史渊源与蜕变 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领域涉及历史时期在中国境内出现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地域分布、各主要民族的迁徙与促使这种迁徙原因、民族关系与演变趋势等。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与现代民族学有着较大的区别，现代民族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地调查，而民族史及民族地理的研究则主要依赖文献资料。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数量浩繁且沿续性极强的文献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但我们必须看到，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民族学（ETHNOLOGY）是于近代自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并没有建立较完整的民族学体系。传统民族学资料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研究者在运用时，必须加以认真甄别，去粗取精。如封建时代的文人往往对周边民族的种族与文化抱有严重的偏见，大汉族主义思想很自然地流露于笔端，对兄弟民族的习俗与观念横加指责与污蔑，我们对这些记述必须加以扬弃。当然，历代学者对民族问题也进行了相当认真地思索与研究，不仅撰写了不少民族史专著，如《越绝书》、《蛮书》等，还发明了不少凝聚着智慧结晶的理论与观点，值得后世学者批判性地借鉴与继承，这其中就包括华夷五方格局论。一、华夷五方格局论的由来与评价在中国传统民族地理思想中，最著名且最有影响的理论莫过于华夷五方格局说了。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将天下民族按种类及方位分为中夏（或中国）、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五大集团，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儒家典籍《礼记·王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必须承认，这一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成份，可以说是总结先秦时期各民族风俗及地理分布特征的结果，不能简单斥为民族歧视或华夏优越论的体现。首先，华夏族中心地位的确立，是五方格局论产生的主要根源与基础。在所谓五方之民中，四方所围绕的中心便是所谓中国（确切地应为中夏），即占据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在五方之民的名称中，中夏之名出现最早。古文献中所云夏有三种主要含义：一是指华夏族人。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夏，中国之人也。古文献中常以诸夏或诸华（华与夏二字意可相通）来称呼华夏族人士。二是华夏族人的文化。西汉扬雄在所著《方言》中指出：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秦晋之间是夏王族的发源地，故有（大）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三是指上古三代之首――夏王朝及其前身大禹所封夏国。应该说，三种含义中，第三种含义最为重要，而且是衍生前面两种含义的基础。正是出于夏王朝的建设成就，才最终确立了夏族（即华夏族）的中心地位，而夏王朝根基地就是所谓伊、洛之间，即今天的豫西地区。此后，任何想要夺取天下统治者的政治势力，都必须夺取这一核心地区后，才算真正拥有控制天下的实际地位，商、周两大王朝也不例外，后继王朝的统治者也毫无例外地承认自己是夏文化的继承者，是大禹所划定九州的主人。故而，《诗经·小雅》就有这样的诗句：丰水东注，缵禹之绪。中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夏族人的代称，这一名称的出现也与自然地理形势相吻合。中夏核心地位的确立，也就为五方格局论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其次，先秦时期，非华夏族种类与分布状况十分复杂，有必要进行归纳与分类。据《古本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从夏朝开始，中原的华夏族人士称周边民族为夷，后来又出现戎、狄蛮等名称。以空间距离为族类判别尺度，华夏族人总称他族人为四裔（同四夷）。每一种名号的民族内部有着更复杂、更细致的分类，如《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此谓之四海。仅夷人就有九种，即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实际出现的夷人并不止于此数，如还有势力强盛一时的淮夷等。戎人的种类也不逊色，如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时期，陇山以西地区就有緜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以北地区还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晋国北面有林胡与楼烦之戎，燕国北面有东胡及山戎。这些戎人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里已不是七戎，而是百戎，实在令人眼花缭乱。第三，华夷五方格局论基本体现了先秦时期华夏族人士民族观的总体水平。正因为华夏族以外的各民族种类繁多，且分布在非常广袤的空间，这对于中原人士了解天下各民族分布情况及文化特征带来了困难。既然将非华夏族通称四夷过于笼统，那么就需要运用更明确而简要的概念来分类与归纳。不可否认，先秦时期，周边民族的聚居地确实有明显的方位特征。如九夷集中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