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一阳谓之道：董仲舒的天人阴阳观 - 东吴大学.docVIP

第六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政治大學中文系，2007.3.24-25 董仲舒的儒家帝王術 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董仲舒的儒術跟荀子的儒術一樣，都可以說是一種「儒家帝王術」。 一般所言之帝王術有兩種，都屬道家：一種是「君王南面之術」，另一種是「 黃老道德之術」。董仲舒的帝王術屬於後者之儒家版本。 儒家帝王術與道家帝王術之差別在於前者陰陽之道是「陰陽和合」的而後者則 是「負陰抱陽」的。 董仲舒的儒家帝王術之特色在其「求端」、「正本」、「重微」上。因為仲舒所謂「」「陽尊陰卑」 和「深察名號」等主張皆其延伸推論耳。 關鍵詞：董仲舒、儒家帝王術、黃老道家、荀子 一、兩種「帝王術」 西漢董仲舒的儒術，跟戰國時期荀子的儒術一樣，都可以說是一種「儒家帝王術」。此種「儒家帝王術」跟盛行於戰國秦漢之間的黃老道術之為「道家帝王術」，可以說是分庭抗禮的。 何謂「帝王術」？一般而言，「帝王術」或者「君人南面之術」有兩種互有糾纏的所指。其一是指運用「內暗外明」或「內聖外王」的「人君駕馭臣下之術」，亦即一方面君心玄冥難知，另一方面又使臣下明能任職的心術，又稱「主術」或「主道」。這是偏向古代道家或者以《管子?心術篇?白心篇?內業篇》、《韓非子?解老篇?喻老篇》、《淮南子?主術訓》等文獻為代表所言之「帝王術」。其二是指如司馬談〈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那樣，雜用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德為主的「道家」，亦即戰國秦漢之間所謂「黃老術」或「黃老道德之術」，又稱「秦漢新道家」。此種道術之特色是「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是一種「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之術，所講求的是「可因循」之道，惟「時變是守」。此種帝王術之代表文獻是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之《黃帝四經》以及《呂氏春秋》、《淮南子》。這兩種帝王術的指意各有千秋。前者可通貫於先秦兩漢甚至隋唐儒道墨法各家之說，至少其跡深遠；後者則可用於討論戰國秦漢時期道家之特色，以有別於古代道家與魏晉以後的道家，特別有助於討論漢初儒道兩家之爭替問題。因此，本文所謂「帝王術」，不但以後者為主，而且由於在用語指意上，後者有雜用各家所長和通貫為一之特色，故此大都以前者之用法為其可因循利用之一部分，甚至經常為主幹部分。 黃老新道家之所以成為「帝王術」而與其先前之古代道家不同，端在其「務為治者也」上。古代道家之術，如以《老子》和《莊子》二書之全體內容為準，或者光以《莊子?天下篇》所論為準，則顯然是以修道為主，治國其兼及耳。然而到了司馬談筆下，這些道術全都變成「務為治」之術。這不免讓人想起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言及相當於「黃老新道家」之「雜家」時所給的批語：「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班固（或謂劉歆）所湊合而言的「議官」，豈不正可能是戰國稷下學宮中那些不治而議治亂之術的談說之士和那些應君王策問而對策獻言治國之術的漢初諫臣嗎？荀子年五十而游學於齊，三為祭酒，不亦「議官」之屬乎？莫怪《荀子》書中所論亦全為治國之術，而且說「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因此，視荀子之學為一種務為治的「帝王術」，不亦宜乎？ 二、儒家帝王術 但是我們說荀子和董仲舒的「帝王術」是「儒家帝王術」而非「道家帝王術」，究竟荀子和董仲舒的「帝王術」如何不同於黃老新道家之術呢？另外，假如《漢書?藝文志》所言之「雜家」是指黃老新道家，難道被列入「儒家」的荀子和董仲舒著作（還可包括陸賈和賈誼的著作），也具有類似「雜家」的特色嗎？ 荀子和董仲舒之術之所以能稱為「儒家帝王術」，除了同樣具有如同「雜家」那樣的「雜用和通貫」和「務為治者也」的特點以外，還具有一種不同於黃老新道家的特點，就是他們的陰陽之道是「正面體現的」，所謂「陰陽和合」，上位者是下位者之典範，體現陰陽和合的良好狀態，故此人君必須把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司馬談說得好：「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雖然這是從道家無為的觀點來批評儒家有為的說法，但是也的確說出了雙方差異之關鍵所在。黃老新道家的天人陰陽之道的確是「側面抱負的」，所謂「負陰抱陽」，上位者是下位者之因循利用者，身處陽位而陰其行，以掌控和漁利身處陰位而陽其行之臣下，故此人君必須將自己變成一個悶葫蘆，讓臣下自動貢獻其能力和功勞，不必焦心費力。道家就是這樣玩陰的，只想佔便宜，不像儒家那樣玩正面的，努力有所建樹。 由於黃老新道家標榜「無為而無不為」，一面無為，一面又無不為，玩兩手策略，故此其「因循」是積極的「因循利用」，非常注重「時機」。「時機」幾乎就是一切事情成敗之關鍵。《黃帝四經?十六經》中的〈觀〉和〈兵容〉中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