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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对清末教育改革影响[摘 要]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股罕见的留学日本的热潮，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西学，传播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变革，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是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形成的主力军。 [关键词]留日学生；清末；教育改革；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131 — 02 一、留日学潮背景 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促进了有识之士对这场战争的反思，维新派代表人士康有为主张废科举、废八股、创办新式学堂，他说日本强盛：“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便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1〕，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游学”思想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留日高潮的到来，再加上有地理便利，风俗近似等多种因素推动，清末形成一股罕见的留日学潮。据资料统计，“从1896-1912年，留日学生的人数达到39，000多人。”〔2〕可以说是中国留学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 初到日本，大多数留日学生都抱着“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度舟焉”〔3〕的理想和信念。在所学专业中，留日学生学习师范者居多，据资料统计，1903年3月至10月，留日毕业生为175人，其中读师范者71人，约占40.6﹪；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留日毕业生为288人，其中读师范者153人，约占53.1﹪；1904年4月至10月，留日毕业生为426人，其中读师范者189人，约占44.3﹪。〔4〕这些数据说明了清末教育改革新式学堂急需大量新式人才的需要，也说明了作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留日学生群体，愿意为教育献身、担负开启祖国民智。由此，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从一开始，都与留日教育有关，留日学生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留日学生推动清末教育改革 1901年，清政府为了挽救时局，开始实施清末新政，教育新政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留日学生作为教育革新的主要参与者，把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贯穿始终。 1.参与制定学制 清末对教育之改革，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颁布了“壬寅癸卯学制”。它在许多方面效法了日本学制，学制制定前，清政府派官员游学日本考察，考察人员归国后，都有对日本教育看法和观点的著作，如：姚锡光的《日本学校述略》﹙1898﹚，严修的《壬寅东游日记》﹙1902﹚，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902﹚，其内容都是对日本先进的教育制度的记录。这些考察人员归国后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留日学生作为日本先进教育的直接受益者，翻译了大量的有关日本教育制度，规章的著作，据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说：留日学生等翻译日本有关学制的书籍，从1899年至1903年就有以下这些：〔5〕《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日本新学制》、《日本东京师范学校章程》﹙附预备科﹚、《日本学制大纲》、《日本普通学科教授细目中学校令实行规则》。这些都为清政府颁布学制提供了蓝本。更为重要的是留学生参与起草了学制，张百熙制定《壬寅学制》时，留日学生陆宗舆“拟大小学章程”，并提出建议，得到采纳。张之洞主持的《癸卯学制》，蒋维乔曾言：“当时学制起草者，皆日本留学生”〔6〕。王国维也说：“今之《奏定学堂章程》草创之者黄陂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7〕。因此新学制的制定与留日学生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它的制定使新的教育体系制度化、系统化，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 2.创办新式学堂并充任师资力量 留日学生大都怀着一腔热血，就是力求所成，以报效祖国，归国后，这些留日学生成为兴办学堂的主要力量，有许多留日学生投身教育事业，创办新式学堂，例如：留日学生胡元倓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陶成章、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专门和实业学堂有胡雨人创办上海中等商业学堂，陈敬第等人创建浙江私立法政学堂，杨振鸿创建云南体操学校，侯鸿鉴创建竞志女学等等，诸如此类的新式学堂还有很多，而且有的留日学生不只创建一所，甚至几十所。需要说明的是普通学堂和专门、实业学堂的分门别类的创建，有利于各式人才的专门培养，与以往只读四书五经的封建教育完全区别开来。 另一个还要说明的是留日学生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为了改革传统教育，并使旧式的教育机构与新式教育接轨，还积极促进了各省教育会，私塾改良会，传习所的成立，例如：1904年，杭州教育会成立，“董其事者系东洋留学生孙君，会员约100人。宗旨专在改良各学堂教育，会员应担任开办学堂、翻译新书、练习体操诸务”〔8〕。1904年湖北黄州府留日学生借助贡院创办光黄社速成讲习所，1906年，陈保泉在京师创办普通教育研究会。这些教育会还组织教师进修，向教师传授先进的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