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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水印版画转型相关问题水印版画技术肇始于中国。水印版画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技术变革，特别是经过明代胡正言创造饾版技术，使得水印版画的表现力得到了飞跃。时至今日，水印版画由于手卫性和古朴材质所表现的特殊美感，而被很多版画家所采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内诸多版画家的作品入选国际版画展，不是以铜版画、石版画等由欧美国家传来的现代版画，而是以土生土长的、具有东方技术特点的水印版画，这一点耐人寻味。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以水印为特色的院校版画系，就不断接纳了一些专程来学习这种在中国传承千载版画技术的外国留学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水印版画技术的独特魅力。 改革开放后，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不少版画家，运用水印手段进行版画创作，纷纷成名，如杨春华、陈琦、赵宗藻等，他们的水印版画，在全国获得好评，也促使很多版画家重视水印工艺，并努力提升这种技法的语言特性。以版画重镇江苏为例，水印版画家分为老中青几代，老一辈版画家可追溯到民国的陆地、吴俊发，接着建国后的黄丕谟、张新予、朱琴葆、金明华、李树勤等，也相继加入创作阵营，特别是张新予、黄丕谟的套色水印给版画界带来了新的气象。后来杨春华、杨明义、施汉鼎、周一清、丁立松、陈琦等中青年版画家，也以水印版画在江苏声名鹊起。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省文化厅曾举办大规模的水印版画艺术节，在最盛期形成了老中青的创作梯队，取得可喜的创作局面，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后，随着老一辈版画家逐渐退出舞台，一些中年版画家也慢慢使用更宽泛的技术媒介进行创作，水印技术也在各地展览中出现了消退。如南京艺术学院的周一清，从水印版画到铜版画，再到近年几乎完全放弃水印，而热衷于油画语言的表现，即是一个典型。艺术家在画种之间的自由选择，是作品进行磨合的常态，但是同时，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当代，是否水印版画语言已经不太符合人们对当代艺术表现手段的企求?是否艺术家没有能够发挥出水印版画的最佳表现力?如何才能凸显水印媒材的本质技术特性?如何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观念?是否水印版画技术本身对于观点的表达存在着制约?如今新兴版画技术已经非常普及的当代中国，水印版画技术是否还有特别之处?水印版画技术能否承担起当代版画转型的重任? 诚然，日新月异的创作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语言来支撑，无疑，要不落入空洞，要不落入粗陋。不管如何表达，艺术家都必须在作品中找到思维与语言上的贯通，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必须承认，任何技术语言发展到极致，甚至未到极致，就有可能被新的语言所替代，这既是基本的历史逻辑，也是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纸张发明后，在竹简上的墨书逐渐被墨分五色的宣纸特性所替代，经过千年的文化浸润，墨分五色竟然成了中国画传统精华所在。细细推究，这其实是技术因素在起作用，也是技术在表现中体现出的魅力。创作者在水印版画中，通过墨色浓淡变化营造画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技术因素。水印版画技术逐步被不断出现的新兴版画技术所替代，也就是手工印刷逐步被机器印刷所替代的过程，当代水印版画的式微，也使我们为水印版画的未来而担忧。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如果水印版画还要生存和发展的话，无论是否愿意接受，都必须经历痛楚的转型。实际上，水印版画的手工性特点，恰恰是其能够区别于机器版画的一个有效利器，这同时也是它在当代转型的优势所在。当代水印版画的转型，我认为以下几点至关重要：一、如何在观念上不断更新?二、如何更好地发挥出水印的技术特点，提取出合理要素为观念所用?三、如何拓展水印本体技术语言? 首先，观念的转化是当代水印版画转型的根本。我们总是期望厘清不同版画品种的技术极限，试图说明版画创作中技术的重要性，但要知道，古往今来，决定版画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并不是技术因素，更多的是创作者的创新观念。艺术史给予作品的位置，往往就在于“创新”的意义，也就是说，作品的观念要处于时代“之前”或者“之中”。技术对于终结视觉效果而言，只能是第二位的形而下因素。1949年前的中国新兴版画时期，技术不可谓不简陋，但是李桦和古元等杰出的版画家却用这种“简陋”的技术创作出了《怒吼吧，中国》《怒潮》和《人桥》等作品。无疑，在中国美术史上，没有人不承认这些作品不属于翘楚。解放后，江苏省版画主要以水印版画为主，吴俊发的《方志敏》、黄丕谟的《黄海渔归》、张新予和朱琴葆合作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优秀的水印版画，以崭新时代气息的画面，印证了江苏水印版画的蓬勃兴起。通过研究、分析这些作品的艺术史意义，我们看到，他们的水印技术不见得比清代画坊中的《芥子园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中娴熟运用馒版和拱花等技术的版画更出色，但是，这一大批画家之所以具有意义，就是因为富有他们的时代特色，洋溢着他们的时代精神。这些新时代版画的意义，笔者认为，正是在于它们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