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四时捺钵”及文化价值.docVIP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乐焕（原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发表于1942年；姚从吾先生（台湾学者）编著的《东北史论丛》上下两册，1959年9月台湾正中书局发行。从中透析“四时捺钵” 的文化价值。 一、“四时捺钵”是辽代开创的契丹族的中央政府和皇城的迁徙流动制度 1、“四时捺钵”的制度框架。在研究了辽代的“四时捺钵”现象之后，我们首先强烈意识到的，这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制度，其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不是某一帝王率性而为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一阶段出现的偶然现象。更不是简单的游幸活动。从制度来看，其结构至少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行为主体与留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同时，由于契丹人的生活理念是“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无日不营、无在不卫”，捺钵的主体，包括了皇后、太后、皇太子及整个后宫；包括中央机关的主要职员及辅助工作人员，包括了禁卫部队。第二，行为时间的规定。在行为时间上，因北方四季分明的特点，每季大体上三个月。“春捺钵”，正月上旬起牙帐，六十日方至，春尽而还。“夏捺钵”，四月中旬起牙帐，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秋捺钵”，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冬捺钵”，曰广平淀，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以上行为时间的规定，从《辽史?本纪》和《辽史?游幸表》来看，主要是季节方面的规定，在各月的实际运行中有一定灵活性。第三，行为内容的规定。“春捺钵”的钩鱼猎雁，夏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理因素，如冬求暖，夏趋凉。亦有关活动内容，如春水秋山。还与治国安邦的其它因素有关。第五，建筑方面的宏观规划与宫室布局。这在《辽史?营卫制》中有具体的记载，一些宋使节出使辽和代辽而兴的金初营地，也做了描述，大略相同。其中侧重在政治、军事、建筑方面做了记述，而于生活方面的皇城服务、保障设施方面仍显欠缺。 2、相关的制度出处。“四时捺钵”制度，从《辽史》来看，主要出自《营卫制》。其中，《营卫制》的上、中两部分的导语，集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了阐述，而在《营卫中》里，则对“四时捺钵”制度集中地做了制度概括。除《营卫制》外，“四时捺钵”制度还反映在《本纪》中。反映在《本纪》中的，带有对总体制度的完善、补充性质。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本纪》中，还具体地记录了历代辽君捺钵的实况。 在《辽史》以外，与捺钵相关的制度建设，还可以从《契丹国志》、《辽史拾遗》等史书中找到佐证。 二、“四时捺钵”以政治中心流动为属性。 考察“四时捺钵”的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制度性流动迁徙。因此，应主要抓住中央政府与皇城及四时流动这两个最主要特征。 1、不变的是中央政府的管理主体地位与皇城保障需求。换言之，捺钵地转徙和捺钵地驻跸的依然是中央政府，其政治中枢与管理主体地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行政、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职能在捺钵过程中依然正常行使，而这种行使就使得捺钵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属性保持不变，管理者的地位依然保持。 2、处在流动和变换的是季节、地域，与之相关的资源和契丹民族。驱使这种流动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