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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 —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例 摘要: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关键词:贞元诗歌　总体特征　诗史意义 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其中贞元时期长达二十一年，因而整个德宗一朝的诗坛可以被称为贞元诗坛。早在中唐时代，李肇就在其《国史补》中从诗歌创作角度指出“贞元之风尚荡’。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础上对贞元诗风的进一步申说却中断了，仿佛只是一段没有代表性诗人因而缺乏个性可言的过渡时期，贞元诗坛长久地被绝大多数诗论家和文学史家所漠视。他们或以“大历体”、“元和体”来遮蔽贞元诗坛的客观存在;或视之为处于“大历之后”、“元和中兴“之间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阶段，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诗坛既具有由大历诗风向元和新变的过渡性，又呈现出自身的鲜明风貌。 钱起、李端、韩栩、刘长卿、戴叔伦、司空曙、韦应物等大历诗坛宿将中的大多数人随着各自人生暮年的来临，在进人德宗朝以后诗歌创作进人了低沉期。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辉煌期主要在大历时代。到贞元十一年至贞元十六年间，孟郊、韩愈、张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会合，作为此后元和诗坛两大派别之一的韩孟诗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韩愈等人在贞元后期诗歌创作的成就还不算很大。而元白一派的兴盛比韩孟一派还要晚些，迟至贞元十八年，年轻的白居易、元棋在长安应吏部试期间方始订交，其时二人作品还不多，名气也小。其他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创作状况和文学地位也与元白相差无几。除了年纪较大的孟郊以外，韩、白、元、刘、柳等人到了元和时期才在诗坛大放异彩。 贞元诗坛还是有其鲜明的风貌和支柱人物的。此时诗坛的面目既有异于大历时期的风格趋同，又不同于元和时代的千姿百态，在这二十多年中，“大历十才子”与地方官诗人群凋零较早；方外诗人群主要是顾况、皎然在支撑门户，台阁诗人前有包信，后有权德舆引领风气；李益则北上边塞南游江淮，诗名扬于天下。作为韩孟诗派先驱的孟郊也在贞元后期脱颖而出，“寒”气逼人。在上述这些诗人中真正具有创作实绩，具备诗史意义的当属从大历时代走来的顾况、李益与崛起于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三人在当时鼎足而立，尽管诗风各异，但都精神饱满，元气充沛，以各自的优秀诗篇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贞元诗坛“尚荡”的独特风貌。 如果说，李肇把大历诗风概括为“浮”，把元和诗风概括为“怪”都有失公允的话，他用一“荡”字来形容贞元诗风则是比较恰切的。“荡”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处于低沉与振奋之间的临界性的心理状态。随着由“大历低谷”向“元和中兴”攀升，人们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渐荡起涟漪而终至波涛澎湃，而贞元时代人们的心态恰恰就处于这个微波荡漾的阶段。进而，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奇崛放任、疏荡磊落的诗歌风貌。对于“尚荡”的贞元诗风，可以从“由上返下”、“由冷变热”、“由平转奇”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首先，诗人的生活道路、诗歌思想格调“由上返下”。大历时代的主要诗人，其生活范围基本上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而到了贞元时代，处于中坚地位的诗人们则差不多都有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顾况家门不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就李益而言，贞元时代北上边塞南游江淮的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戍边士卒的生活，深刻体验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乡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贞元元年人河中浑城幕为判官，在长达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亲见军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中，生计甚至比平常百姓还要艰难。“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诗人窘困生活的生动写照。贞元时代的诗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就能写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乐以及其他人间真相的诗篇，就能够在诗歌中写出民间气息和民歌风味。他们的诗作，有的关注百姓命运，如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织女词))；有的描写边塞将士之勇敢、军旅生涯之苦乐，如李益的众多边塞诗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等军旅题材诗；有的同情遭遇婚恋不幸之妇女，如顾况的《弃妇词》，李益的《杂曲》、《江南曲》等。民间风味和理俗气息在顾况的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石苔鲜歌》明白如话，《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诙谐土气，《古仙坛》戏谑天真。显然顾况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经开启了“元轻白俗”(苏轼《祭柳子玉文》)的先声。 其次，诗人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情感指数“由冷变热”。由于国家形势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