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及文化和习俗.docVIP

匈奴的文化和习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匈奴人有语言，无文字。因《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不过，从桓宽《盐铁论·论功》所云“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一作‘卷衣，），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看，则又似有文字。否则就无所谓“刻骨卷木”之说。而所谓“有以相记”、“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为无的放矢。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引述西方学者论述西迁匈奴人情况时说：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倘从后两则记载看，则“无文字”之说，似难以成立。但如果断言匈奴人有文字，则其文字是何种形态，目前又无从解答。此事仍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明。 　　匈奴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也有人认为，应属蒙古语族。 　　匈奴人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民歌优美动人。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为汉膘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北撤。此后匈奴人每过此地，便引吭高歌：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歌词取材巧妙，寓意深远，凄切婉转，扣人心弦，不难从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歌曲。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所用。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匈奴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重要乐器。据传它最初是用卷芦叶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浑不似”，又译“火不思”、“火拨思”。据《元史·礼乐志》载，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为匈奴人所创造。箜篌则似由汉地输入。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记叙看，它一定也是匈奴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闲暇之时，彼此相聚，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此外，匈奴人也喜爱走马和走骆驼等体育活动。 　　匈奴人的造型艺术和绘画很有特色。强烈地体现游牧和狩猎生活的现实。在漠北诺颜山以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互搏斗的毡毯、铜饰牌、金叶和银片。有些骨器还绘有精美的兽类图案。在诺颜山“巴洛勒德墓”中，还出土了用粘土制成的马和骆驼，作俯伏状的金马，雕兽形的琥珀球；第1号墓出土了兽头铜像；第6号墓出土了木雕马、鹿，玉雕马、牛、鹿和金制兽像；第12号墓出土了绘有牧牛图案的缎子靴；第23号墓出土了饰有兽头的青铜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带角牛头等。 6号墓内出土的一块毡毯，长2.6米，宽1.95米。毡毯上覆有深棕色缎子镶边的彩缎。深棕色的贴边上绣有绿、黄、绯红等花纹。沿贴边，四周有一幅宽24—28厘米的带小方格的绣画，画面有用绿色丝线绣成的九棵树，树与树之间各有一对以各色丝线绣成的、作互相追逐状的禽兽。其中4对是鹿和鸟，5对是老虎和犁牛。沿着这幅刺绣的四周，还用绿、黄、绛、绯红等色线绣着方形、圆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纹，彩缎当中是用丝线绣成的云朵。 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兽形的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1962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的汉代匈奴铜器，其中的铜制立式长角鹿，头微昂，双目前视，长角分数枝，四脚直立，神态生动。还有卧式长角鹿，屈足、昂首、双眼作远眺状，两耳竖起，臀部肥硕，腹部细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优美生动，充分显示了匈奴人的艺术才华。 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出陇西击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人用以祭祀而制作的。有的学者将“金人”视为佛像，殊非是。 133年，汉武帝刘彻欲设谋于马邑伏击匈奴。因汉朝尉史告密，使单于得以脱险。单于在事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天使他告知我）”。反之，受到挫折时，也认为是天的意志。例如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扣留苏武，禁之于大窖中，断其饮食。会天降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便以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贝加尔湖）。又如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卫律串通胡巫杀之。李广利临死时怒骂：“我死必灭匈奴。”会天数月雨雪，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