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创作一点儿思索.docVIP

关于纪录片创作一点儿思索如今很多人都在讨论纪录片,但彼此所谈论的“纪录片”可能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分化其实由来已久,纪录片制作者从来都不是单一人群,人们也从来没有对纪录片达成什么共识,只不过现在这种分化更加明显罢了。那么,纪录片要生存、要发展,究竟是精英文化的艺术风范还是大众文化的审美品位,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矛盾吗,这样的感受直接引发一个和纪录片有关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纪录片。 作品VS产品 作品只是一部,它需要精雕细刻,经得起时间和良心的考验。把作品复制许多份,然后成立一个栏目,通过种种手段就可以把它变成产品,我是这样理解作品和产品的关系的。如果推理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纪录片的栏目化也就是把作品变成产品的过程。 不可否认,纪录片的栏目化是纪录片在大众传播时代的生存策略。它表现为固定的播出时段、定位准确的主持人以及固定的栏目包装等,当然它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宗旨、统一的选题定位和风格定位。如《百姓故事》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见证》的“深度记录变革中的中国”等。而在量上,对于其他电视栏目,最好能建立一整套栏目运作流程,做到流水线式的生产。但纪录片栏目则不同,因为它还有一个创作的艺术性指标,而栏目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艺术性互为消长的。 作为一部合格的纪录片“作品”,要有创作者个性、思想、情感、价值判断等诸多个人印记的存在。它的创作流程,从人物的选择、时机的把握、拍摄的角度甚至后期的剪辑、制作等流程无不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纪录片人王海兵拍摄《山里的日子》时九进大巴山,拍摄周期一年半;康健宁和高国栋的《沙与海》,拍摄时间更长,达三年之久。这类高片比、长周期的纪录作品诞生经典的可能性非常大,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总是会带来惊喜的。而与此矛盾的是,纪录片栏目由于必须连续定期播出,所以制片人的观点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产品,而不是作品;我们需要的是栏目的共性,而不是节目的个性”。加上经费、话语空间的限制,本来就不多的纪录片栏目里,播出的节目无论是口感还是气质都变得越来越快餐化,越来越讲究结构技巧,越来越讲究整体包装。如果静下心来,剥开那个花里胡哨的包装袋,你会疑惑这里面究竟还是不是纪录片。 体制VS独立 笔者写下“体制”和“独立”这两个词就想到一位纪录片的前辈,1999年他任宁夏电视台副台长,之后便从体制内出走成为独立制片人,再之后创作180分钟纪录片《阴阳》,著名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曾说:“《阴阳》就像一块大石头,谈当代中国纪录片,没有人能绕过它。”如果把时间再推近一点,《大国崛起》的创作总监、《百年世博梦》的总导演,这个从体制转换成独立的纪录片人的就是康健宁。记得有一位纪录片前辈在谈到康健宁时目光中充满激情和憧憬,这种激情和憧憬是纪录片人的梦想根源。为什么康健宁能放弃电视人的功利思想,好好的台长不干,去做独立制片?追根溯源就是独立精神。 国外纪录片人认为,纪录片的魅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观点,二是个性表达。而栏目化的纪录片注定要走体制内的路子,片子的播出要经过三级审看后才能与观众见面。如果遇到一个热爱纪录片的领导,那是纪录片的幸事;反之,纪录片就很难拥有个性。在多次加班熬夜之后,一个片子经过修改,到播出时别说思想性,就连编导自己也看不懂了。当然,这些只能算是浅层表现,更重要的是体制内的纪录片栏目必须承担社会职能和社会责任,试想在这种体制下,还能拥有多少独立的思想? 从体制到独立对于纪录片人意味着创作没有商业化和播出的压力,纪录片对他们来说更像是表达对生命理解的一种形式,如诗歌、音乐、绘画……它们的外观看上去更加醒目,表达更加犀利,胸怀更加开阔,更主要的是,它们有独立的思想和思考,有智者的忧患和精英的使命感。这种“独立”不仅是一种行为、一种姿态的“独立”,同时也是纪录片话语表达、精神特征上的“独立”。 大众VS精英 如果从词义上理解,大众和精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而纪录片却奇妙地承载了这一对矛盾体。很多人认为“纪录片是一群精英制作出来给另外一群精英看的”,但今天的中国,纪录片栏目的生存是以“精英”的态势来创作纪录片,以“大众”的品位被摆上电视柜台,电视先天的“大众”属性,主宰着原本自诩为“精英”的纪录片品貌,“门不当户不对”自然是一个令人尴尬而无奈的宿命。 在国内,无论是《纪录片编辑室》还是《见证》,这些体制内的栏目拥有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拍摄者,但他们在选题上首先要考虑大众的口味。因为纪录片栏目面对的是普通大众,尤其是在激烈的电视竞争中,纪录片根本无法与同时段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抗衡,如果不投其所好,把镜头从悠久的历史及厚重的文化中移开,对准现世中的芸芸大众,那就意味着栏目没有收视率,接下来的后果就是被电视台淘汰出局。这就会造成那些怀揣梦想的纪录片人失去生活的经济基础,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