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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对HBV携带概念再认识[摘要] 用流行病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从流行病学角度对HBV携带的概念进行讨论。结果显示HBsAg与HBV虽有结构、特性及致病机制内在联系，但HBsAg毕竟是HBV的外壳囊膜，两者不应混同。 [关键词] 流行病学；HBV携带；分子生物学；乙肝病毒 [中图分类号] R181 [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4-4721（2011）04（c）-153-0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医学界一直将乙肝表面抗原（HBsAg）携带者称为乙肝病毒（HBV）携带者，许多报刊、杂志、教科书以及专业性会议、文件等均如此称。由于我国人群血清HBsAg阳性率约为10%，于是说我国HBV携带者为1.2亿。HBV携带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科学概念，不仅关系到乙肝流行病学的一系列概念定位、基础理论研究及防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概念及相关人群的入学、入托、入伍、应聘、就业、再就业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本文试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就HBV携带概念问题，进行以下讨论。 1 血清检测HBsAg阴性，不能全面反映不携带HBV或病毒处于非复制状态 适应，是生物自然选择的固有属性。HBV与其他病毒一样，当周围环境发生改变时，病毒自身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以适应这种新的环境而生存、繁衍。当HBV S区基因发生变异时，其编码的HBsAg也发生变异或不能产生，此时如检测血清HBsAg，便会出现阴性结果[1]。然而这并不能完全反映不携带HBV，或病毒处于静止的非复制状态，临床上往往出现误判情况。根据闻玉梅教授研究发现，由于HBV S区基因变异，HBsAg决定簇a存在L129变异株，即S区基因变异第129位氨基酸由谷氨酰胺变为亮氨酸，并发现L129变异株具有“抗原性和免疫原性分离”的新的生物学特性，从而使目前研制生产并广泛应用的乙肝疫苗不能预防这种变异后亲毒株的感染，导致免疫失败。反之，当HBV和HBsAg发生变异或处于某种特异情况时，临床上血清学的HBsAg检测则不予显示。因此，HBsAg是HBV感染的标志，但不是完全反映病毒感染、复制、携带的标志[2]。 2 单纯HBsAg阳性的流行病学及现实意义 随着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已证明HBsAg只是HBV（Dane颗粒）的外壳，在血清中以小球状、管状等多形态存在。电镜下显示不同形态的颗粒比例不同，其中以小球状颗粒最多，每毫升血清含3.5×1013个，其次是管状颗粒，为小球状颗粒的1%，而完整的HBV颗粒最少，只占总抗原数的1/10 000。HBsAg的小球状、管状颗粒等，因不含病毒核酸，不能进行自我复制。作为HBV外壳的“膜抗原”， HBsAg虽然可与HBV的各种抗原体系统相伴随，且血清学检测也可同时显示其阳性结果，即血清HBsAg阳性是HBV感染的重要标志[3]，但大量的研究报告与临床资料也表明，人体感染HBV以后，会出现多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其抗原抗体系统及临床转归也有多种模式，其中单纯HBsAg阳性模式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这些单纯的HBsAg携带者，并不构成传染源，然而在临床上却以HBV携带者视为传染源，这种“带毒”而不传染的矛盾因果关系，在流行病学的“逻辑思维”中极为罕见。将单纯的HBsAg携带者视为HBV携带者，排除在健康人之外，于是其生活与命运便发生灾难性变化，受到歧视，影响入学、入托、入伍、就业、再就业，这既不公平，也不科学。 3 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对HBV携带概念的再认识 将HBsAg视为HBV有其历史来源。1963年Blumberg发现某血友病患者血清中一种抗体能与澳大利亚人血清起沉淀反应，故将此抗原称“澳大利亚抗原”，简称“澳抗”（Au）。经观察，一些肝炎患者的血清中常出现这种抗原，故又称“肝炎相关抗原”（HAA）[4]。后又经各国学者实验证明HAA只出现在乙型肝炎患者中，WHO于1976年将其正式命名为乙肝表面抗原，即HBsAg。由于当时对HBV的认识还很肤浅，刚刚发现HBsAg，认为HBsAg携带者即是HBV携带者，是不足为怪的。随着医学分子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及乙肝防治研究的进展，如今对HBV的结构、特性、感染致病机制及其表现形式的认识，与20年前已不可比拟了。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认识与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对HBV携带的概念，也需“再认识”。由于当前有关HBV携带的概念已关系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刻不容缓。从分子流行病学及分子生学角度看HBsAg与HBV虽有结构、特性及致病机制的内在联系，但HBsAg毕竟是HBV的外壳囊膜，两者是不应混同的。关于HBV携带概念的定位，应通过多项相关指标检测，并结合流行病学、临床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