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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12年7月17日至26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和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会议期间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排全体参会学者为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周吉先生的铜像揭幕，体现了对前辈学者的缅怀与敬意。同时组织单位也呈现了两场精彩的]出，与会学者在享受新疆丰富音乐文化盛宴之余，深深感受到组织单位的辛勤付出与良苦用心。三天会议结束后，组织单位为与会者安排了五天行程的“环东天山传统音乐文化考察”活动。 本届年会参会者来自新疆、西藏、云南、湖南、江苏、广西、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以及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近110人，会议收到论文八十余篇。本届年会共设三个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回顾本届年会，本文拟从如下四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一、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跨界民族指在国家行政概念下被人为划分或历史上因自然或战争等原因造成的族群迁徙，使得同一族群在当下分属于不同国家，实际形成跨界而居的民族。据田联韬先生统计“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21个民族是非跨界民族，如果减去其中的撒拉族（撒拉族族源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也可解释为跨界民族），非跨界民族只有20个，跨界民族共有35个，占我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①学界对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一方面是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后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有关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虽然在近年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受条件所限对其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届年会特设“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题，但相关文章数量较少，这也正说明此领域的学术空间较大。王桂芹的《从“跨界”一词看我国边疆地区民族音乐研究》一文，从“跨界”一词的历史渊源入手，从“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我国的跨界民族大体分为三类”、“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着[点”三方面对我国跨界民族的音乐研究给予了关注。阮清河《从中越文献看越南琵琶的起源及历史发展》，对中国和越南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在诸多证据的支持下，最终得出越南琵琶更可能是由扶南国（现越南南部）传入到林邑国（现越南中部）后近一步发展的结果，质疑了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种跨国的文献比对也是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该议题涵盖研究范围较广，也是本届年会论文数量最多的一项议题。纵观年会论文，该议题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及现状的调查、研究等。就论域而言，个案研究可以涵盖现状研究，本文将二者分别列出意在强调二者相异之处，以及二者在音乐文化研究中不同的功用。 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个案研究 作为民族音乐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对民族音乐文化做微观个案研究历来是国内外音乐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届年会论文所涉音乐文化个案研究，就传统音乐分类而言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三类。民间音乐中又包括民歌、乐器与器乐、歌舞音乐等。就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而言，涉及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 音乐形态及文化语境研究方面：吐尔洪·司拉吉丁《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的艺术特征及文化社会功能》，对“吐鲁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歌舞乐”——“纳孜尔库姆”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述了“纳孜尔库姆”在吐鲁番维吾尔族文化中的文化功能意义以及在民间语境中重要的民俗意义。石娜·沙里江《关于哈萨克族婚礼习俗及其音乐的若干调查与研究》，以哈萨克族传统婚庆礼仪为视域，从“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基本特点”、“哈萨克族婚庆礼仪音乐的形态特征”三方面，阐述了哈萨克族婚庆礼仪的民俗语境及其音乐形态特征。齐柏平《楚人“流徵”今何在 土家长歌传四方——论流徵在土家族民歌中的存在情形》，运用历史音乐学中逆向考察的方法，并结合音乐形态学来分析土家族音乐。通过举例并分析土家族民歌，意在追溯当代土家族活的音乐形态及其文化释义。来自新加坡的董大卫的《当代马来民族音乐中木卡姆音乐现象的延续》一文，作者观察到伊斯兰教影响下马来民族音乐中带有木卡姆音乐现象的音乐不断在民间延续、发展。文章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试图理解宗教之于音乐的影响，阐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建立及推进与宗教虔信的关系密切，同时音乐也反映了新兴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取向”。 民俗与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王慧《论维吾尔族“Toy”仪式场域下”吐鲁番木卡姆”表]的循环结构》，文章将“吐鲁番木卡姆”置于人生礼仪“Toy”（婚礼）仪式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