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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压力制度成因及消解途径摘要：中产阶层的崛起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防线，也是一个发达社会的重要表征。但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却面临着异常严峻的现实挑战，主要表现在就业竞争激烈、生活机会成本高、精神压力大等层面。经济行为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制度的推进和大众教育的普及等制度演变是其重要成因。 关键词：中产阶层；消费压力；市场制度；大众教育 作者简介：陈宇峰（1978-），男，浙江金华人，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转型与制度理论、契约理论研究；宋树理（1982-），男，山东武城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要从事劳动力流动与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27-05收稿日期：2012-01-11 一、中产阶层的演变 社会分层是伴随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分流，是特定历史关系的显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由刚性结构向一个更为弹性的结构调整（薛求知 等，1999），固化了近30年的工农阶层结构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动。而在传统的城市工人和农民之外，同样兴起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江泽民（2001）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历史和学理都可以证明，中间阶层的出现及其力量的壮大，能够催化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使政治上因社会收入差距缩小缓解劳资冲突而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上因引导社会消费和投资而促进经济增长，意识形态上则较为温和保守而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李强，2001），并且还能培养良好的社会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薛求知 等，1999）。以20世纪20～50年代的美国为例，作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不仅经济发展，而且政治也没有大冲突，经济史学家戈丁将美国这段收入差距缩小的时期称为“大压缩”，而且历史证实这个时代奠定了美国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基础，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了更健康的氛围（克鲁格曼，2008）。 然而，对中国存在的中间阶层是否构成中产阶层却并没有达成共识，可以归纳为三类鲜明的论点：第一类，中间阶层就是国外学者称呼的“中产阶级”，国内学者用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表述是避免同政治色彩浓重的马列主义“阶级”内涵相混淆，甚至可认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是互相通用的，由改革以来的普通知识分子、普通干部阶层和中等富裕者构成；第二类，中间阶层是中产阶层，而且跨国公司的中方雇员具备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共性，但是，从职业、收入、消费、受教育程度等综合考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比重比较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第三类，中国的中间阶层是中等收入阶层，尚未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最后一种论点，是目前的主流认识，即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层内涵难以界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十六大报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理论引导和收入水平相对易于统计测量。 因此，从中产阶层的演变来看，厘清中产阶层的内涵是理解中国现阶段中产阶层压力特性的根本前提，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压力的制度成因，进而探索强大中国中产阶层、发挥其积极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中产阶层的内涵及压力 但是，著名历史学家Peter Earle在对1700年前后伦敦的阶级进行细致的研究之后发现，也感到难以确定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迄今为止，中产阶层的内涵界定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不过，其外延的层次由表及里依次延伸可以表现为集体财产状况、集体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结构。 集体财产状况派源于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首次阐释为“那些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之后被欧洲人重新解读时依然认为是“处于穷人与富人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位置”，而现代美国学者确定中产阶级的方法也是以收入水平为特征。集体价值观派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发展而来，他们认为阶级不仅取决于相同或相似的财产状况，更应注重对群体利益的认同；如果单纯依据财产水平划分社会阶层，将导致这一群体内部差别过大，层次更加复杂，所以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念值得重视，并且应该将中产阶级文化和中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作为中产阶级形成的主要标志。而社会文化结构派则通过美国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否认了中产阶层对共同利益的认同，认为中产阶层不与生产资料发生联系，却具有共同的态度和信念，具有类似的文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