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空中楼阁》中生态美学.docVIP

《我空中楼阁》中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产生与人们当前的生存境遇以及生态观念的更新紧密相关，它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而出现的，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型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门哲学学科，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特殊的结合点。生态美学就生长在这个结合点上。有关生态美学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被朱立元先生称之为“生态美学的领军人物”——曾繁仁先生在他的《生态美学导论》中的观点：“生态美学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是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和谐为基础，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生态纬度的存在论美学，它以人的诗意的栖居为其指归。”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文坛出现了一段真空时期。这一时期的台湾作家没有前一代的文学遗产，纵的只有中国古典文学，横的只有外国文学。而台湾由农业型社会逐渐转向工业化的进程中，物质文明发展得相当迅速，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异常突出。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冲突，特别是面对物质文明程度的快速提高，目光锐利的知识分子们感到：人性一方面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得到释放，另一方面这释放了的人性又常常表现出负面效应，从而又给自身带来了新的束缚。”，台湾当代散文作家李乐薇，就是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代表。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单元课文《我的空中楼阁》，原文出自台湾巨人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散文》，是一篇奇颖秀逸、情采飞扬、韵致风流的写景美文。文中“山间的小屋”既是作者面对当时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家园，也是作者充满文人意识“诗意的栖居”的精神诉求，其中充满了生态美的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生性”范畴。“共生性”是一个“来自中国古代的生态美学范畴，意指人与自然生态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共同健康，共同旺盛”。在作者的笔下，小屋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它的艺术美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不是“我”所创造，而是大自然的杰作。群山、小屋、纯绿的无花树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远离尘嚣、辽阔优美的世外桃源。从全文看，这小屋应是虚构的。作者特意让小屋踞于“高高的山坡”上，强调“山路和山坡不便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暗含远离“人境”“不闻车马喧”之意，表明作者对超然物外的独立、安静的生活的向往。据此，有人说这篇散文完全是表现作者对自然世界一种绝对的追求。在我看来，文章主要体现的是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除了对宁静的山川美景的描写，作者有意将小屋置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小屋点缀山、花和树点缀小屋，“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漂过一片风帆”。其实，在这幅以自然为主角的画卷中，作者并没有完全拒绝人的活动。“小屋”就是“人”这一物种在自然中的代表，和平静海面上的风帆一样，它代表了人的活动。没有人类的介入，相对静态的自然会少了一点生气、一点情调。甚至可以说，在此境界下，“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生物的活动是有限制的：风帆，只要一片；飞雁，只要一只；小屋，只要有限……这小屋所占领土的“有限”之“限”，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临界，增之则多，减之则少，过之则忧，不及则憾。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形态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二，“家园意识”范畴。随着当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自然环境惨遭破坏，人类精神焦虑普遍加剧，生态审美观中作为生态美学重要内涵的“家园意识”，在此背景下得到学界日益重视。正如环境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指出的那样：“我们感觉到大地在我们脚下，天空在我们头上，我们在地球的家里。”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人的本真就是回归自然，让心灵与精神在自然世界中得到净化与提升。毫无疑问，这间地处山间的“小屋”，就是作者精神的家园。“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在安静的“睡眠”和“美梦”中，让精神超乎现实，行走在“回家”的旅途，真是人间最大的享受。 纵观全文，居于主体地位的”小屋”，是作者充满主观情感色彩的“心中之屋”，“小屋”的外在真实居于从属的位置，艺术的注意力不在对象的自然形态，而偏于对象的主观化和感情化，其美学价值远远超过了那种缺乏审美激情的描摹山容水态。“小屋”寓含着深刻的象征意蕴，“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憩于枝头，轻灵而自由”，它给予作者极大精神自由的享受，寄托着作者冷寂中的热切追求与憧憬，可以说是作者向往超世拔俗的心灵的“楼阁”幻境，是身于尘世的作者梦想、幸福和希望的寄托。小屋伫立在自然家园，装满了精神的快乐与幸福，是精神迷荡在都市的每一个现代人共同思慕的家园。 第三，“诗意地栖居”。这是海德格尔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