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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日本同盟体系下战争责任 　摘　要： 关键词： 一．日本的同盟体系 　 “对外结盟是日本外交极具特色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之一可概括为百年结盟。”1这一句话体现日本同盟体系的两个特点，其一是日本独特的，其二是持续时间长，总计长达70余年。 　在20 世纪，日本先后参与了日英、日俄、日德意和日美4个同盟。日英两国政府于1902年1月缔结第一次同盟条约，1905年8月缔结第二次同盟条约，1911年7月缔结第三次同盟条约，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条约生效之日，英日同盟即行废止。日英同盟继续存在的同时，日本又与俄国在1916 年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定和第四次日俄密约，组建日俄同盟，但于次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该同盟终止。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反苏反共的基础上的政治同盟，严格意义上的日德意同盟自1940年9月的三国同盟条约签订而始，至1945年终止。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与《日美安保条约》生效，《日蒋和平条约》签署，日美同盟由“旧金山体制”确定而正式存在，该同盟时至今日依然存在。 　图1：20世纪日本结盟与非结盟的时间分配 2 　 　 　“与强者为伍”，这并不能完全反映日本同盟体系的特点，更为准确的应该是“与霸者为伍。”环伺宇内，强者林立，日本的同盟体系却不仅仅是选择强者而已。19世纪的国际体系格局可谓英国治下的均势，日本的选择是英国。体系之交的过渡时期使德国巨人崛起于欧陆，日本的选择是轴心国联盟。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体系长期呈现美苏争霸局面，冷战后更是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局面，日本的选择是美国。概而论之，日本同盟体系的对象往往是时代的霸者。 　独具特色而又长久延续的日本同盟体系，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日本提供崭新的视野。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颇具建树，笔者则试图从战争责任的角度分析日本的同盟体系。由于日俄同盟（1916--1917）和日德意同盟（1940--1945）持续时间较短，在日本的同盟体系中，日英同盟（1902--1922）和日美同盟（1952--）占据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本文亦着重分析比较这两个同盟。 二.同盟体系下的战争责任 　德国记者拉鲁夫·佐丹奴在《第二犯罪---身为德国人的重负》中阐明“第二犯罪”的定义，即战后世代有意或无意地默认、隐讳、歪曲、否定侵略罪行的行为。日本学者纐缬厚便认为，日本战后世代的行为是持续的“第二犯罪”，战后世代无法逃避战争的历史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战争责任是超越国境和时效的，不因国家制度的更迭和时间顺序的演进而消失。3 　令人欣慰的是，战后日本存在“国论二分”的现象，即反对日美安保派与支持安保派的对立，维护和平宪法派与反对和平宪法派的对立，反对战争派和支持重新武装派的对立。4这种对立还涉及历史认识层面，即正视战争责任和无视战争责任的对立。令人遗憾地是，这种对立却以后者的“胜利”持续至今，日本政坛呈现总体保守化的趋势，保守派高举“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旗帜兴风作浪，“侵略”被视作“解放”，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内阁参拜靖国神社现象时有发生。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无视其战争责任，战后世代习以为常。 　部分学者从民族性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先生则指出，不应该以民族问题掩盖是非问题，变化是“政策”使然。而笔者则试图从日本同盟体系的角度阐释战争责任问题。 （1）日英同盟 　沙俄盘踞中国北方，两国自古领土纷争不断，“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1892年11月6日，财政大臣塞奇·维特在一份递交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指出，“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5沙俄在远东扩张，日本向北方推进，日俄双方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与冲突势必不断加深。倘若日本占据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于苏联而言不过一隅之忧；相反而言，如果苏联占据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则连日本本土也面临殖民的危险，可谓一国之难。“朝鲜的地理位置就像是一把伸向日本心脏的短刀，日本要保证自己的独立，就不能不关心朝鲜，它是最重要的问题。”6 　“日英同盟是为了在日俄交涉中增加自己要价的一个重要手段，日俄战争则是在日英同盟鼓励下信心增强的日本与受到日英同盟刺激而尽力保护其在远东优势的俄国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7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一触即发。“以国运为赌注”的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不得干涉日本在朝鲜享有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特权；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的租界权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俄国南满铁路及其支路、利权、煤矿转让给日本；俄国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并同意日民在俄国沿岸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经营渔业；日俄双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