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实践——以案件来源渠道为切入点.docVIP

　　反思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实践——以案件来源渠道为切入点 　　一、问题缘起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行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是近十多年的事情。上世纪以来，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执行活动施以法律监督是持反对意见抵触作法的。早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通过批复的形式明确规定执行活动中法院所作出的裁定不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多次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明文将人民检察院对民行执行的检察监督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民行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肇始于中国法院司法裁判执行难，尤其是执行乱的现实。 　　与法治理念历史悠久的一些西方法治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法院的司法权威还未获得普遍认同和得到应有的尊重。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民行判决书、裁定书因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进而无法实现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维护司法尊严，上世纪末，人民法院开始加大民行案件执行力度，为确实保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贯彻落实，设计了多项举措，开始了经常性的执行运动，人民法院执行权得到了极大的的张扬。但法院执行权的张扬是应解决执行难之急的客观现实推出的应急性举措，并未能够做到在科学理性法律制度的规约下展开，所以法院执行权的张扬过程伴随着种种乱象，民行执行活动中恣意运行执行权、违法执行、滥用职权、以侵害当事人和案外利害关系人甚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方法进行执行等情形屡屡见诸公开媒体，执行人员的违法违纪现象十分普遍。2009年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执行领域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在司法不廉中占较大比例。200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也坦承：全国执行法官占全国法官人数的十分之一，发生问题的却占了三分之一。一时间法院的执行工作深为社会所诟病，法院也因之而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为了破解执行难，治理执行乱，塑造法院公正文明执法的形象，法院在强化内部自我监督纠错机制的同时，也逐渐对外部监督予以接纳乃至欢迎，有的地方法院开始邀请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自己的民行执行工作进行检察监督。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较早主动邀请人民检察院对法院民行执行活动施以检察监督的法院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2003年以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应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对郑州市及其辖区市、县基层法院的民行执行活动是否合法、是否恰当进行法律监督。该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确保民行执行检察监督有据，规范检察监督权的运行，2005年5月3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郑州市检察院联合会签了《关于加强审判监督、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协调配合的若干意见》。实践反馈表明，郑州市检察院对郑州市法院系统的民行执行进行检察监督一方面致使检察机关更全面地担负了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创新了民行检察工作的新思路，同时另一个方面也极大地降低了郑州市及其辖区基层人民法院民行执行活动违法的可能性，郑州市法院的民行执行难、民行执行乱的窘状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活动的满意度有了较高程度的提升。实践证明民行执行检察监督是一个双赢的策略，同时该监督的实施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所以郑州市检察院对郑州市法院民行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成功经验及其具体作法很快被各地所借鉴、采纳，其社会影响逐渐扩大。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行政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选取了山东、山西、甘肃、广东等12个省试行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各试点省检察院又分别选取本省部分检察院包括市级检察院和县级检察院开展试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据统计，12个试点省共确定了441个检察院作为具体试点单位，其中省级人民检察院共计2个，市级检察院或检察分院计62个，基层人民检察院计377个。如今，近四年时间过去了，这些试点单位也均开展了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实务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表明：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一年时间里，各试点单位共受理执行监督案件2115件，审查处理1589件，立案1480件，其中发出检察建议1366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65件，采取其他监督措施154件。检察建议被人民法院采纳1216件，纠正违法执行行为59件，其他检察监督意见被人民法院采纳71件。为更具体、更深刻地考察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实践，以期为未来这一监督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撑，笔者针对这类案件的渠道作了为期三个月的专题调研，本文即为这次调研情况的汇总和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简单汇报。 　　二、民行执行检察监督案件渠道的调研及结论 　　毫无疑问，充足的案源是打开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局面、切实运行民行执行检察监督，真正发挥民行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功效的前提。为此，民行执行检察监督的渠道是否多样、各渠道是否畅通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