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翻译伦理研究的跨学科反思.docVIP

　　分析翻译伦理研究的跨学科反思 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两次转向和三大突破，两次转向指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三大突破指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对等研究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关注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而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本身，而是扩展到权力、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在翻译研究多元视角的背景下，重视译者，回归伦理，聚焦于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中的关系和行为，致力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建设成为研究热点。关注人伦之理的伦理学建立在人际交往、伦理认识、道德观点和价值实现的基础上，与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活动息息相关，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 　　一、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 　　霍姆斯(Holmes)1972年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里提出了翻译学的目标是观察、描写、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但却未包括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同样遗憾的是，在马克沙特尔沃思( M a r kShuttleiddot;考伊(Moira Coiddot;贝克(Mona Baker)主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里也都没有收录翻译伦理的词条。在译学发展史里，伦理一直都是重要议题，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概念的是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首见于1984年《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他认为翻译是旨在实现伦理目标的创作(itting)，任何全盘否定外国作品的异质性的翻译为坏的翻译(bad translation)。 　　2000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 韦努蒂(Ladash;翻译史论》和1998年《翻译的丑闻差异伦理探索》中进一步延续了自己的观念，明确提出了反抗后殖民话语色彩的差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主张颠覆欧美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这一伦理观内在的道德取向是抵制权力、关注弱小。至此，伦理的介入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边界，虽然翻译伦理的内涵仍不够清晰，但这一介入引发了更多的学者对此产生兴趣。 　　1995年，芬兰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an)指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主要是功利(utilitarian)原则和道义(deontic)原则，道义概念是一个表示责任的概念，下分三层：人类行为概念、规范概念和价值概念，分别支配行为、规范和价值。切斯特曼溯本求源，找到伦理学和哲学的关系，并借助哲学中的价值论(axiology)观点提供了可以分析翻译伦理的参照体系，为研究翻译伦理的产生、根源和变化提供了依据。两年后，切斯特曼进一步提出翻译伦理研究于伦理学理论二分法，一是功利(utilitarian)伦理，一是契约(contractual)伦理，翻译是建立在契约和对话之上的，是译者作为信息接受者和信息发出者的一个人的对话。他还将翻译伦理分为宏观伦理和微观伦理、描写性伦理和规定性伦理，并认为注重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的微观伦理，以及揭示译者价值观念的描写性翻译伦理才是目前研究的焦点。 　　2001年，国际学术翻译刊物《译者》( T h eTranslator)出版专刊《回归伦理》(The Return toEthics)，其中切斯特曼提出了再现(representation)、服务(service)、交际(munication)、规范(normbased)和承诺(mitment)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旨在倡导译者伦理行为的职业化。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认为翻译伦理应不局限于微观层面上的翻译单位和文本等值，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主体互动，翻译伦理研究的范围走出了传统的忠实观，内涵意义从文本关系扩大到社会和文化交际关系。纵观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从施莱尔马赫的二元论到贝尔曼首次提出翻译伦理和以异为异，从韦努蒂为颠覆文化霸权倡导抵抗式翻译和差异伦理的理念，到切斯特曼整合伦理学与翻译研究，衍生出翻译伦理研究模式，至此，翻译伦理从理论研究和操作框架都受到学者关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贝尔曼扎根于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背景，强调文学性和哲学意义的传递，而韦努蒂是一位后殖民大潮里的文化研究学者，他虽然考察的范围都是翻译中的道德态度，但研究视角各异，研究目的也相去甚远。然而从更高的层次来看，他们都是在文化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藉此去除本族语的固有化，与渴望翻译带来异域体验的异化翻译伦理是同出一辙的。切斯特曼则将翻译伦理模式诉诸于伦理学的架构，从契约论、功利论、价值论等出发，拟定翻译伦理研究的可操作性框架，还原伦理的本原关系，使这一研究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讨论走向译者与文本、与委托人、与目的语读者、与文化规范、与职业道德的具体研究。 　　翻译研究因其杂合的特征而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系统和研究方法，伦理学是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学科，切